1948年,德国一位63岁的流浪汉,突然收到了一笔2000美元的汇款,他看了一眼汇款地址写着:中国南京,不禁泫然泪下。 1948年的冬天,柏林的街头格外萧瑟。63岁的约翰·拉贝正坐在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椅上,望着窗外飘洒的雪花发呆。 此时的拉贝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西门子公司中国区经理了。作为前纳粹党员,他在1946年6月才被同盟国去纳粹化释放,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活的彻底崩塌。公司只给了他一个普通译员的职位,微薄的薪水根本养不活一大家子人。 拉贝的妻子多拉正在厨房里忙活着,锅里煮的还是那些单调的蔬菜汤。她把仅有的几根胡萝卜和土豆切得很细很细,希望能让这锅汤看起来丰盛一些。三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眼巴巴地等着这顿"丰盛"的晚餐。最小的女儿玛格丽特才十岁,瘦得像根竹竿,经常饿得半夜哭醒。 "爸爸,我们明天还有面包吃吗?"二儿子奥托怯生生地问道。拉贝看着儿子饥饿的眼神,心如刀绞,却只能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会有的,孩子,会有的。"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两年。一家人挤在这间不到30平米的小屋里,冬天连取暖的煤炭都买不起。拉贝有时候会偷偷跑到街角,看着垃圾桶里有没有能吃的东西。这个曾经在中国呼风唤雨的商界精英,如今真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 12月的一个下午,邮递员汉斯敲响了拉贝家的房门。这个胖胖的中年男人平时很少往这栋破公寓跑,因为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收不到什么重要邮件。 "拉贝先生,有您的国际汇款。"汉斯递过来一张薄薄的汇款单,脸上带着困惑的表情,"金额还不小呢,您看看是不是搞错了。" 拉贝接过汇款单,当他看到上面的数字时,整个人都愣住了:2000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足够他们一家人舒舒服服过上好几年。但更让他震惊的是汇款地址栏里的四个汉字:中国南京。 拉贝握着那张汇款单,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了1937年的那个冬天。那时的他还是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高管,在南京过着优渥的生活。谁能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12月13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南京城。街头巷尾到处都是逃难的人群,哭喊声、枪炮声混成一片。大部分外国人都在往码头跑,准备坐船离开这个即将陷入地狱的城市。拉贝站在自己小粉桥1号的院子里,看着门外黑压压的人群,那些绝望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先生,求求您,让我们进去躲一躲吧。"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跪在拉贝门前,声音颤抖着哀求。她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老人和孩子,个个面带惊恐。 拉贝没有犹豫,立刻打开了院门:"快进来,都进来。" 就这样,拉贝的家变成了难民收容所。院子里搭起了一个个简陋的帐篷,连他自己的卧室都让给了难民。每天都有新的难民涌进来,从最初的几十人到后来的几百人,小小的院落里挤得水泄不通。 更危险的是,拉贝还要和其他几个外国人一起,在南京城内划出一个"安全区"。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成了25万中国平民的避风港。但日军可不管什么安全区不安全区,他们经常闯进来抓人杀人。 最惊险的一次,拉贝正在院子里分发从上海运来的蚕豆。这些蚕豆可是救命的东西,能预防脚气病的蔓延。突然,院墙那边翻进来一个日本兵,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拉贝先生!快来啊!日本兵进来了!"难民们吓得四处逃散,孩子们的哭声响成一片。 拉贝听到喊声,立刻从人群中挤过来。他挺直腰板,用流利的日语对着那个日本兵大声斥责:"你这是在做什么?这里是安全区,你们无权进入!立刻离开!" 那个日本兵被拉贝的气势震住了,连连点头认错,准备从大门走出去。但拉贝可不让他这么轻松离开,厉声命令道:"不,你是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给我翻围墙出去!" 日本兵没办法,只好灰溜溜地重新翻墙离开。围观的难民们看到这一幕,激动得欢呼雀跃。从那以后,拉贝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更加崇高了。 每天晚上,拉贝都会点亮一盏油灯,在小桌子前写他的日记。他用冷静客观的笔触,详细记录下日军的一桩桩暴行。集体屠杀、强奸妇女、抢劫财物,每一件事都让人触目惊心。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记录了500多个惨案。 "今天又有200多人被日军杀害,长江水都被染红了。"拉贝在昏暗的灯光下写道,"这些禽兽不如的家伙,竟然把杀人当作游戏。我必须把这些都记录下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1938年2月,拉贝不得不离开南京了。临行前那一天,他永远忘不了。从清晨开始,数千名难民就在他家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当拉贝走出家门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然后齐刷刷地向他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深深的敬意。 随后,难民们捧出了一块大红绸布,上面用金线绣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几个大字。拉贝接过这块绸布时,双手都在颤抖。他知道这份礼物比任何金银珠宝都要珍贵,因为它承载着25万人的感恩之心。
1940年,一个日本军官带人冲进了一个农户家,在屠杀了农户一家三口后,日军开始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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