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弥留之际的邓稼先突然提出一个愿望，想要再去看一次天安门。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邓稼先想到了一个愿望。他希望年轻的警卫员能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到他的坟前看看，给他说说国家的变化。 1986年7月的那个下午，北京的阳光格外刺眼。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过长安街，车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嘴角还带着血迹的男人。他就是邓稼先，此时的他已经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但他执意要来这里——天安门广场。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医生说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长途奔波，家人也担心路上的颠簸会让他更加痛苦。可是邓稼先的态度很坚决，他说想再看看天安门，看看这个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汽车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停了下来。邓稼先艰难地从车里走出来，妻子许鹿希赶紧扶住他。此时的他，每走一步都是煎熬。核辐射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肝脏严重受损，骨髓里也被放射性物质侵入。医生说他现在全身都在内出血，必须每个小时打一针止痛针才能勉强支撑。 站在纪念碑前，邓稼先的眼神变得深远起来。这座碑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英雄们，而他自己，也即将成为其中的一员。只不过，他的牺牲是无声的，甚至可能是无人知晓的。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卫员走过来，关切地询问是否需要帮助。邓稼先看着这個小伙子，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拉住警卫员的手，声音虚弱但认真地说：＂小伙子，我想请你帮个忙。等到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时候，你能不能到我的坟前看看，跟我说说这些年国家的变化？＂ 警卫员有些不解，但还是点头答应了。邓稼先笑了，那是一种满足的笑容，尽管嘴角的血迹让这笑容显得有些凄凉。 回到车上的路上，邓稼先一直很安静。当汽车快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突然转向妻子许鹿希，问了一个让人心碎的问题：＂你觉得30年后会有人记得我吗？＂ 许鹿希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当然知道丈夫这些年的付出和牺牲。为了国家的核事业，邓稼先隐姓埋名整整28年。在这28年里，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在做什么，不能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连家人都不能完全了解他的工作。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 要说邓稼先为什么会在天安门前问出那句＂30年后会有人记得我吗＂，就得从他那28年的隐姓埋名说起。这28年，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子，但对邓稼先来说，却是彻底＂消失＂的28年。 1958年，邓稼先接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任务——参与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那一刻起，这个原本在学术界小有名气的物理学家就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了。他不能再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参加国际会议，甚至连自己最亲近的朋友都不能告诉他在做什么。 妻子许鹿希后来回忆说，那些年里，丈夫经常一走就是几个月，电话都打不通。她问他去哪里了，他只能说＂出差＂。问他做什么工作，他也只能说＂国家任务＂。有时候许鹿希看着空荡荡的家，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嫁给了一个影子。 而邓稼先去的地方，是新疆罗布泊那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那里没有城市的繁华，没有家的温暖，只有漫天的黄沙和刺骨的寒风。白天，沙漠里的温度能达到五六十度，晚上又会降到零下十几度。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邓稼先和他的团队要完成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造出原子弹。 作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设计理论的唯一方案设计者，邓稼先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外人根本无法想象。每一个数据的计算，每一个方案的修改，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计算机，所有的运算都要靠手工完成。邓稼先经常在实验室里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手里的笔从来没有停过。 最要命的是，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和死神打交道。核材料的辐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却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每个参与者的身体。邓稼先每天都要接触这些材料，每天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刚开始的时候，他的身体还能扛得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辐射的伤害开始显现出来。 先是肝脏出了问题，然后是骨髓。医生说，放射性物质已经深入到他的骨髓里，这种伤害是不可逆转的。但邓稼先从来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知道，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是国家安全的底线。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两个日子，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但对邓稼先来说，却是用健康甚至生命换来的成果。 到了1986年，邓稼先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核辐射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全身都在出血，必须每小时打一针止痛针才能勉强忍受。即便如此，他在病床上还在写关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还在为国家的核事业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