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的一天，朝鲜战场上的廖政国将军对着我军刚刚缴获的美式榴弹炮大喊道：“把它给我扔下山，出了问题我负责！” 1951年5月下旬的一个深夜，朝鲜半岛北汉江畔的华川大桥前，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九兵团的部队正在美军的紧追猛打下向北转移，几万大军都要从这座桥上过江，可眼前的情况让所有人心里都打鼓。 美军的侦察机像夜空中的恶鬼一样在头顶盘旋，时不时投下照明弹，把整个桥头照得亮如白昼。更要命的是，敌人的炮弹不断朝岸边砸来，每一发炮弹落地都带起一片泥土和硝烟。这时候过桥，就像是在钢丝上跳舞，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 站在桥头的廖政国心里比谁都清楚眼前的危险。这位二十军的副军长右臂是假肢，那是抗战时被炸掉的，但他的头脑比任何人都清醒。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硬着头皮过桥，要么在这里等待。可这两条路哪一条都不好走。 如果现在就过桥，部队失去了防御阵形，在半渡的时候被敌人炮火打中，那损失就大了。可如果在这里干等着，万一美军的大部队追上来，背水而战，那就彻底完蛋了。廖政国知道，180师就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做错了选择，误以为美军已经完成了合围，结果选择就地死战，最后几乎全师都搭了进去。 就在这关键时刻，廖政国开始仔细观察敌人的炮火。他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规律：敌人每打完一波炮弹，要等足足五分钟才能再次开火。这说明什么？说明对面的炮兵数量有限，如果人手够多，完全可以轮番射击，不给我军喘息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廖政国通过计算发现，敌人每一波大概能打二十多发炮弹，按照美军的编制，这差不多就是一个营的火力。一个营的炮兵，这说明美军的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现在追击的只是先头部队。 廖政国还有一个更精确的判断。他根据炮弹从发射到落在华川大桥的时间，计算出敌人的炮兵阵地大概在6公里之外。这个距离对志愿军来说是个好消息，足够部队快速渡河，而不用担心敌人的装甲步兵马上冲过来缠斗。 就在廖政国做出这些判断的时候，远在金化以东的58师师长黄朝天和政委朱启祥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们原本接到的命令是转移到指定地区休整，可在行进过程中，两人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敌人飞机来轰炸这很正常，可炮火持续不断地轰击就不正常了，而且越轰越近，越轰越密集，这明显是敌人的主力部队上来了。 黄朝天和朱启祥当场做出决定：不按原计划撤退了，就地转入防御作战。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来有些冒险，甚至可以说是违抗了上级的命令，但事后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说起廖政国在华川大桥前的那个果断决定，还得从几个小时前山路上发生的事情说起。 那天夜里，九兵团的大部队正在崎岖的山路上快速行进，天亮之前必须通过这段危险地带。可就在这关键时刻，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一门美式榴弹炮出了故障，横在路中间动弹不得，把整个大部队的去路给堵死了。 山路本来就窄，这门炮一横，后面几万人的队伍全都走不了。炮兵干部急得满头大汗，可炮就是拖不动。廖政国赶到现场，问炮兵干部什么时候能把炮拉上来。炮兵干部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廖政国心里比谁都着急。他再次问道：＂你这样挡住大部队行进，天亮了要出大事的。＂炮兵干部一脸无奈：＂我也无能为力啊。＂ 这时候的廖政国已经等不下去了。他厉声命令道：＂立即把这门炮推到山谷里！＂ 炮兵干部一听就急了，大声反对：＂那不行，丢了这门炮我要挨处分的！＂ 可廖政国心里清楚，现在不是心疼装备的时候。他当即从口袋里掏出纸笔，用左手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位将军的右臂是特制的假肢。写完后，他再次下令扔炮。 炮兵干部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收到美式榴弹炮一门，廖政国，1951.5.27。＂看到这张收条，炮兵干部也明白了眼前这个人绝非一般人物，立马指挥士兵们把炮推下了山谷。公路瞬间就通了，大部队继续向前推进。 廖政国的右臂是在抗战时期炸掉的，从那以后就装上了假肢。可就是这样一个身体有残疾的将军，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过人的决断力。一门珍贵的美式榴弹炮和几万人的生命安全放在天平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这种果断的决策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廖政国身上流淌着华野部队的血液，那是在无数次生死考验中锻造出来的素质。想当年在莱芜战役中，华野部队就是在运动中发现了敌人的破绽，一举歼灭了李仙洲集团。在沙土集战役中，段霖茂师和邱清泉的部队只相距40里，华野愣是从这么短的距离中抓住机会，把敌人的一部分包围歼灭了。 几个小时后，当58师在华川地区与美军正面交锋时，廖政国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指挥艺术。他带着轻便指挥所赶到58师阵地，和师长黄朝天、政委朱启祥一起指挥这场关键的阻击战。一个师的兵力硬是挡住了美军几个师的进攻，为整个九兵团的安全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