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刑场上，黄标喊冤：“我每月给新四军送20万银元！”
凛冽的寒风裹挟着怒吼，在湖北沔阳的刑场上空回荡。三千多双愤怒的眼睛注视着跪在碎石上的黄标，46岁的他，脖子上挂着“大汉奸”的牌子，脊背佝偻。行刑的时刻将至，他却突然抬起头，嘶哑的声音在死寂中响起，带着浓重的乡音，诉说着无尽的委屈。
这绝望的控诉，源于十三年前的一个抉择。1938年，日寇侵占江汉平原，时任苏维埃政府自卫队队长的黄标，接到鄂中特委书记李先念的秘密指令：潜伏敌营，收集情报，支援抗战。这注定是一个背负骂名，步履维艰的任务。
为了掩盖身份，他接过了伪治安团团长的职位，承受着乡亲们的唾骂。他表面上积极为日军筹备物资，暗地里却巧妙地截留物资，将药品、枪支、银元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新四军江汉纵队。内荆河关税口，每月50万银元的“保护费”，他只留下10%，其余40%都转交给了抗日队伍。
为了蒙蔽敌人，他甚至导演了一场“处决新四军”的假戏。1941年冬，他将几名真正的汉奸伪装成新四军战士，执行了“枪决”，而真正的战士则早已安全转移。真相无人知晓，他承受着母亲的责难，妻子的离弃。
八年抗战，黄标累计向新四军输送了500多万银元，1200多支枪支，以及足以装备三个野战医院的药品。由于单线联系的特殊性，除了李先念等少数领导，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1951年，一场运动的浪潮席卷而来，他被当成“汉奸头目”举报，尽管家中搜出了记载着物资输送记录的账本，却反被当成铁证。
378个日夜，他在看守所的墙壁上刻下日子，期盼着组织的认可。等待他的却是刑场上的枪口。就在枪响的前一刻，一辆省公安厅的吉普车紧急赶到，他看到了车窗上熟悉的党徽，带着希望与释然，闭上了眼睛。
这只是短暂的宁静。他被捕后又度过了四年的牢狱生涯。直到1955年，他的儿子黄建国在县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记载抗日历史的书籍，书中一行字改变了一切：“伪治安团黄标部每月输送军费20万元，系党组织特别安排。” 母亲留下的血衣和借条，以及后来与当年交通员的偶然相遇，都印证了父亲的清白。
1973年，中央军委最终确认了黄标的地下党员身份，为其平反昭雪。距离他蒙冤去世，已过去了十二年。如今，黄标的血衣和借条，与伪政权的任命书一同陈列在湖北省革命纪念馆，无声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残酷与伟大。他的故事，是无数隐蔽战线工作者缩影，他们用生命和名誉，谱写了一曲无名英雄的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