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全国，傅雷一家也难逃劫难。作为著名的翻译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傅雷一生治学严谨，行事刚正，从不趋炎附势。 他翻译过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尤其以对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人的翻译享誉中外。 他为人正直，心怀坦荡，平时说话直来直去，这样的性格，在“文革”那样极端的环境下，无异于火中取栗。 一纸大字报，将傅雷推上了风口浪尖。他的文章、讲稿被翻出来逐句批判，说他“崇洋媚外”，是“资产阶级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红卫兵甚至翻出了他年轻时留法的经历，给他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顶大帽子。他的住所被贴满标语与口号，大门上挂上了“黑帮分子傅雷”的牌子。 家中书籍、画作、收藏全部被掠夺一空，红卫兵带着棍棒闯进来，不分昼夜地抄家、侮辱、殴打。 那时候，傅雷和妻子朱梅馥几乎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游街示众”。 他们头戴高帽，身上挂着牌子，胸前绑着“牛鬼蛇神”的条幅，被押着在人群中来回示众。 街上围观的人不是面无表情，就是附和叫喊：“打倒傅雷！”、“打倒黑帮傅雷！”有人向他们吐口水，有人甚至朝他们扔石块。 傅雷从小在中法两种文化的浸润中长大，骨子里是一个追求高尚人格的文化人。他受得了冷清、寂寞、清贫，却受不了人格的侮辱。 一次批斗会上，一个年轻的红卫兵用皮带狠狠抽在傅雷的背上，那鞭子一下一下抽打在他那瘦削的身体上，鲜血渗透了衣服。 他咬牙强忍，背脊却不曾弯下一分。朱梅馥站在一旁，脸色苍白，眼里满是泪水，却被强行按着头向“群众”鞠躬谢罪。 回到家后，傅雷望着破碎的书房——墙上的画像被撕毁，翻译的书稿被践踏成碎片，他仿佛看见了自己一生心血被一把火付之一炬。 他沉默地坐在床边，手指轻轻抚过那本已被撕裂的《贝多芬传》，良久无言。 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坐在黑暗中，思索生命的意义。他曾三次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一次吞服安眠药，一次试图跳井，一次用刀割腕，但都被朱梅馥救下。 她知道傅雷心里那份高洁和骄傲，不允许他这样被羞辱下去。她默默忍受所有痛苦，只为了陪他走下去。 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再一次陷入绝望。他低声对妻子说：“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朱梅馥没有哭，她只是看着他，眼神里满是坚定。她明白，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 那天深夜，她默默烧了一壶热水，泡了一碗傅雷最喜欢的龙井，又为他拿来了那瓶剧毒的药物——早在此前的动荡时期，他们就悄悄准备好了。 傅雷服药前，她帮他整了整衣领，又轻轻为他盖好毛毯。傅雷深深望了她一眼，那眼神，带着歉意，也带着最后的温柔。 他颤抖着握住她的手，仿佛要将所有话语、所有不舍，都交给这最后的触碰。 傅雷服下药后，很快意识开始模糊。他靠在床头，缓缓闭上眼睛，脸上神色平静，似乎终于摆脱了所有苦难。 朱梅馥看着他的面容，轻轻替他合上双眼，又为他整理仪容，让他安详地离开。她知道，他这一生太过清醒，也太过痛苦。 然后，她走进另一间屋子，用床单撕成绳索，绑在卧室钢窗的横梁上。她将棉胎垫在凳子下，为的是不打扰邻居，不惊扰旁人。 她站上凳子前，深深望了一眼丈夫最后的身影，轻声呢喃：“傅雷，我们一起走。” 9月3日清晨，邻居发现两人已经离去。傅聪接到噩耗，从海外赶回，只能见到父母的遗体。 他跪在地上，嚎啕大哭。他说：“父亲母亲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这对文艺世界中最温柔的夫妻，以最决绝的方式，对这个世界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