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刚拎着一袋水果进门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床边，一边用手拨着床头的小桌子，一边念叨

钱永刚拎着一袋水果进门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床边，一边用手拨着床头的小桌子，一边念叨着：“你说我那点钱，够不够买台电视啊？” 这不是第一次听父亲提起电视。只不过以前说起这事，总是把话题岔开，说贵，说不实用，说看报纸足矣。可这回，似乎是下了决心，话说得挺认真。 第二天，钱永刚特地请了半天假，跑到商场，挑了一台画质清晰的液晶电视。装好那天，钱学森一边盯着新闻频道，一边问：“这电视，咱买的不是太贵吧？” “爸，现在谁家还没电视呀，这不算贵。”钱永刚笑着把遥控器递过去。 说起遥控器，父亲学得很快。没几天，频道切换得比儿子还熟练。有时候新闻结束了，他还会顺手调回重播，声音也调得不大不小，刚好能听清。只是眼睛不好，他也不怎么看图像，主要是听里面说的事。 再早些时候，家里有人来找过，说是组织上打算给他配辆专车。父亲摆手，说自己早就退休，不需要这个待遇，家门口就有公交，走两步还能锻炼身体。人家劝了半天，他只说了一句：“这钱国家花得不值。” 那会儿，钱学森已经九十七岁。每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是让人递来报纸。有些字看得吃力，他就拿放大镜凑着。看久了眼睛疼，才靠在床头闭会儿眼，但不肯丢下报纸。有一回他念了一段政策内容，念着念着停了，说：“这段，我怎么记得以前不是这么说的？” 他不说看电视，儿子也不敢提。怕提了又被拒绝，怕说了他觉得浪费。可那天他突然自己开口了，一句“我的钱够不够买台电视”，让钱永刚有些说不出话。 买电视之前，其实他还是天天看收音机的。那台旧收音机用了十几年，声音嘶哑，但他听得专注。直到有一天，他放下收音机说：“声音太杂，耳朵听不清，听不明白了。” 那段时间，正好冬天刚到，屋里冷，他披着毯子坐床头，一动不动地盯着收音机。钱永刚看不下去，问：“爸，还是听不清吗？”他点了点头：“这声音，吵得脑子乱。” 再往前几个月，父亲还偶尔自己走出门，背着手在院子里走两圈。邻居跟他说话，他点点头，不多话。回来后继续看报，有时候拿个笔圈几个字，写在本子上。 这本子一直放在床头柜里，别人不许碰。他自己翻着，有时还念叨几句：“新政策下来，这里写得还不清楚啊。” 有一天下午，新闻里播了关于国家航天工程的报道。那天他格外专注，看完了还让永刚倒带重播一遍。他不多说话，只是把那段画面看了三次。最后一句是：“挺好，继续搞。” 后来身体实在不行了，饭量变小，说话也没以前利索。一次夜里醒来，突然问：“你说国家的科研预算，够不够？” 钱永刚没答，他只是握住父亲的手，说：“爸，您安心歇着吧。” 2009年秋天，父亲住进医院。亲戚朋友来看望的时候，父亲还摆摆手，说别客气。有人在床边提起航天，他眼睛突然亮了一下，说了句：“我早年画的那张轨道草图，现在还用得上吗？” 病房里静了一会儿，没人说话。他又轻声说：“我走了也没什么，后面还得靠你们继续搞。” 电视还在家里，开着声音。那天新闻频道正在播关于某科技成果的专题，记者说某项研究取得突破，屏幕上放着卫星画面。 病房那边，钱学森缓缓闭上了眼睛。 几天后，家中收拾遗物，电视没动，就留在原处。邻居来吊唁的时候，轻声说：“钱老先生，晚年总是坐那儿看新闻。我们每次来，他总说国家一天一个样。” 没人再动那台电视。每天晚上七点，新闻联播一响，屋里仿佛还坐着那位穿着灰布夹衣、戴着老花镜的老人，微微点头，不发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