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7岁一辈子没看过电视的钱学森，突然跟儿子小心翼翼地说：“支个电视行不行，贵不贵啊，要花多少钱？”意思是如果贵的话，就担心儿子不够钱买。
有个老头活到九十七岁还没看过电视，这人就是咱们国家鼎鼎大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事情发生在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胡同里的梧桐树开始掉叶子，老爷子坐在藤椅上犹豫了半天，终于跟儿子开口："要不咱家也支个电视？这物件得花多少钱？"
说这话时他手指头捏着旧中山装的衣角搓来搓去，生怕给儿子添了负担。
这话搁现在年轻人耳朵里听着新鲜，可要放在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就再平常不过。
钱学森住的那房子还是五十年代的老单元楼，白灰墙皮都掉得斑斑驳驳。
厨房里常年摆着个搪瓷缸子，里头泡着半拉硬馒头，这是老先生对付午饭的家当。
组织上实在看不下去，前前后后来了七八趟说要给换房子，老爷子每回都拿拐棍敲着水泥说："国家用钱的地方多着呢，我这把老骨头住金銮殿能多活几年？"
别看老爷子日子过得抠搜，心里头可亮堂得很，每天雷打不动要听新闻，原先订了五份报纸，后来眼神不济事，家里人给换了台红灯牌收音机。
可年岁不饶人，耳朵渐渐背了，收音机音量拧到最大，他得把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个断断续续。
那天听见广播里说神舟七号要上天，急得他直拍大腿："这么大事儿我咋听不真亮呢！"
儿子钱永刚最懂老父亲的心思，第二天就蹬着自行车跑王府井百货大楼。
那时候平板电视刚时兴，他站在柜台前掰着手指头算账：二十九寸的显像管电视得两千多，顶他三个月工资。
售货员看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好心提醒："同志要不看看十四寸的？还能便宜八百。"
钱永刚咬咬牙，还是把那个最大的电视机搬回了家。
电视机进家门那天，钱学森像孩子过年似的围着纸箱子转了三圈。
等接上电源，新闻联播里主持人字正腔圆的声音蹦出来，老爷子眼眶子直发酸，打从美国回来半个多世纪，头回把国家大事看得这么真真切切。
从这以后，老爷子天天守着电视看《新闻联播》，有时候看到农业丰收的镜头，他能咧着嘴乐上半天。
要说钱学森这辈子最在意的，还得数回国那档子事。
那是1955年的夏天，美国西海岸刮着燥热的海风，钱学森攥着本《人民日报》，上头登着中美两国谈判放归中国科学家的消息。
其实他早五年就想回来，可美国人哪舍得放走这个能顶五个师的人才？硬是扣了他五年，白天有FBI盯梢，晚上睡觉都得留个心眼。
最悬乎那次是在洛杉矶移民局，美国人把他关进特米诺岛监狱。
十五瓦的灯泡昼夜亮着，审讯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翻来覆去就问一句话："你那些空气动力学资料是不是准备带回中国？"
钱学森梗着脖子回："我脑子里的东西，你们管不着。"
后来还是加州理工学院凑了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才把他从铁窗里捞出来。
等真正坐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那天，钱学森把船舱窗户擦得锃亮。
海浪拍打着船身，他攥着夫人蒋英的手直哆嗦："总算能回去盖咱自己的大楼了。"
这话说得轻巧，可后来有人查档案才知道，当时美国人使坏，扣了他八百多公斤的研究资料，连张演算纸都没让带出来。
回国后的日子比在美国还忙活，钱学森带着年轻人在荒滩上搭帐篷搞风洞实验，饿了啃两口窝头，困了裹着军大衣往地上一躺。
要说老爷子最让人佩服的，还是那股子较真劲儿，搞两弹一星那会儿，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他带着团队打算盘、拉计算尺，硬是没出过差错。
有次导弹试射前夜，他在戈壁滩上顶着十级大风检查数据，砂子打得脸生疼，愣是趴在图纸上护着关键参数。
第二天导弹成功升空，他蹲在观测站外边啃凉馒头，说这是最香的一顿饭。
到了晚年，钱学森的名气越来越大，可脾气还是那么倔。
记者扛着摄像机来采访，他拄着拐棍就往书房躲："我那些事有啥好说的？要拍就去拍车间的工人同志。"
他得过的奖章证书全锁在樟木箱子里，唯独把1959年的党费缴纳证摆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
2009年深秋，长安街两旁的银杏树金黄耀眼，病床上的钱学森已经说不出话，手指头总往窗户方向比划。
儿子把电视机搬到病房，新闻里正播着国庆阅兵的盛况。
老爷子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嘴角微微翘着，手指在床沿上轻轻敲打节奏，就像当年在戈壁滩上听着导弹升空的轰鸣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