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第一次看到那张黑白老照片时，都会被照片里那个年轻人的眼神震住——眼里没有恐惧，没有绝望，而是一种说不出的坚定。 照片上的他穿着破旧的棉袍，脸上有伤，却依然昂着头，那是1934年冬天临刑前的最后影像。他叫牟永大，是四川川北苍溪人。那年，他才29岁。 这张照片的来头不小，是他家人冒着生命危险用三块银元买通狱卒偷偷拍下的。那个年代，地下党身份一旦暴露，就意味着酷刑、牢狱，甚至死亡。但就算面对这些，牟永大也没退缩。 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他的一生，就是那个动荡年代无数普通人走上革命道路的缩影。出生在四川一个贫苦佃农家里，牟永大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那时候生活多艰难？七八岁的小孩子饿得前胸贴后背，还得上山挖蕨根、采野菜。兵荒马乱的年头，北洋军、袍哥会来回乱窜，见了粮就抢，有次他爹护着家里最后一点苞谷，被打断了两根肋骨。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他还是读了点书。十二岁那年，村里的私塾先生觉得这孩子聪明，免了他的学费。就是这位先生讲的一句话：“你们要长本事，将来救国救民。”让他记了一辈子。 说来也巧，后来他还真“长了本事”。十七岁那年，他带着母亲连夜做的几个荞麦饼，沿着嘉陵江一路走水路去了上海。 白天在纱厂当工人，晚上去夜校听课，慢慢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有一次听课讲到“剩余价值”，他突然明白了：原来家乡那些佃户年年种地种到快断气，还是吃不饱，是被剥削了。 1924年冬天，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地下党员，化名“李飞”。 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经常组织罢工，跟巡捕房斗智斗勇。有一回警察突然搜厂，他跳上织布机直接从后墙翻出去，棉袄都被铁蒺藜划开了一大口子。 但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上海已不安全。他带着几块大洋回到四川老家，一边在小学当老师，一边暗中搞革命。 他上课教孩子识字的时候，会特意讲“工人”“农民”这些词，底下还藏着一本油印的《共产党宣言》。农忙时，他带学生去帮佃户干活，一边割麦子，一边跟村民讲“打土豪、分田地”。 1933年红四方面军进川北，他趁赶集日偷偷在青石板上画地主家的田界线，让农户知道自家被侵占了多少地。这种行为很快被反动派盯上了。 1934年秋，叛徒带着人包围了他所在的村庄。那天他正在开会，听到狗叫急了就往后窗跑，结果没逃掉，被抓住。 他被押进牢房后，敌人各种酷刑轮番上。传说他们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大腿，铁丝穿指头，还把他关在一个铁皮桶改的囚笼里。 那可是三伏天，铁皮烫得发亮，背上的伤一贴上去，就跟生撕皮一样惨。但这些都没能让他开口。 牢里有个年轻狱卒后来偷偷告诉他妹妹：“那汉子打得快不成样了，硬是一滴眼泪都没流。”他也没吃独食，家里托人送来的苞谷馍，他掰成两半，分给了隔壁牢房的学生。 临刑前一晚，他妹妹来看他，隔着牢门栅栏几乎认不出他来，哭得倒在地上。他却用沙哑的嗓子对妹妹说：“莫哭，告诉爹妈，儿子没给老牟家丢人。” 第二天清早，他被押到西河滩执行死刑。大刀落下前，他突然挺直腰板喊了一句话，但因为河风太大，百姓没听清。有村里的老农回忆，那天河滩上乌鸦特别多，怎么赶都赶不走。 很多年后，这张照片被送到了县档案馆，再后来摆进了大巴山革命纪念馆。照片就放在展柜最中间，说明牌上写着：“川北早期党员，牺牲时二十九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