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曾直言:“虽说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可实事求是，浩然哪里配得上？《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说教意味浓重，缺乏理性思考，即使同为河北作家，浩然的作品也完全不能和孙犁相比。”但也有作家表达了对浩然的支持，林斤澜就说:“谁说浩然盛名难副？《金光大道》中的人物塑造何其典型，好的文艺作品不是几个人就能否定！” 1999年7月，《亚洲周刊》主办的"百年中文小说百强"评选，《艳阳天》名列第43名，在当代大陆小说作品中居第7位；1999年10月，《北京晚报》举办的建国50周年小说佳作推荐，《艳阳天》也名列10部佳作之一。这些评选活动也表明了文学界对《艳阳天》的肯定。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坛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作家——浩然。这位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农村青年，用他质朴的笔触描绘着新农村的崭新图景，其处女作《喜鹊登枝》甫一问世便引发文艺界的热烈反响。翻开这本薄薄的短篇集，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芬芳和时代的朝气，那些跃然纸上的农村青年男女个个精神饱满，而那些历经沧桑的老一辈农民也绽放出前所未有的笑容。 这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让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读后恍若亲历了新农村的巨变，他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赞叹道，这些文字比实地参观更能让人领会到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深刻变革。 这种阅读体验并非偶然。浩然长期扎根农村，他的写作就像老农播种般自然，字里行间流淌着未经雕琢的生活质感。叶圣陶特别欣赏他"朴素、干净"的语言风格，认为这些文字"有自然之美"，甚至建议不妨大声朗读，更能体味其中韵味。《老来红》里那位倔强的"五保户"老人，不甘吃闲饭的劲头，活脱脱就是当时农村老人的精神写照。这些作品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却因扎根生活而格外动人。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文艺界对浩然的推崇，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更看重作品承载的时代价值。叶圣陶强调这些小说展现了"自古未有的变化"——合作化运动如何重塑了中国农村的人际关系和精神面貌。艾克恩的评论则更进一步，指出浩然创作的根本意义在于用文学培育共产主义新人，既立足当下建设，又指向未来理想。这种评价标准，折射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 徐文斗的分析更具体些。他注意到浩然的小说有个共同特点：总是紧贴着时代脉搏走。不管是写合作社里的新鲜事，还是表现农民思想的变化，浩然都努力用最朴实的方式把党的政策精神化进故事里。比如写青年突击队干活，不光写他们怎么流汗出力，更注重表现他们思想上的进步；写老农民转变观念，也不是简单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来展现。这种写法让他的作品带着一股子泥土味儿，读着不费劲，但又能让人感受到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些评论虽然角度不同，但都指向一个核心：浩然的小说之所以受重视，不仅因为写得好，更因为它们及时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的真实面貌。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往往把作品的思想性放在第一位，艺术性反而在其次。 不过话说回来，浩然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一个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农村青年，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生活，用自己的语言记录变化，把政策精神化进家长里短的故事里，这本事可不是谁都有的。他的小说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五十年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那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