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工人、农民外出都要开介绍信或是证明信，没有介绍信或是证明信那要遇到了麻烦事就不好办了。 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只有户口本。外出的地方只认单位或大队的大红章。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介绍信和证明信就如同人们出行的“通行证”。单位或者大队盖章的介绍信，不仅仅是一张纸，它代表着背后的组织关系和信任体系。 对于工人来说，若要到外地出差，去洽谈业务或者学习新技术，介绍信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怀揣着那封带着单位大红章的信件，像带着使命一般登上火车或者汽车。在旅途中，如果遇到盘查，他们会小心翼翼地拿出介绍信，那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更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出行目的是光明正大的，是经过组织允许的。如果没有这封信，可能就会被误认成擅离职守或者有其他不良企图的人，甚至可能被扣押下来。 农民的情况也类似。如果有农民因为收成不好，想要到外地去投靠亲戚或者寻找一些临时的活计，那大队开的证明信就是他唯一的依靠。在当时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各个地方对流动人员监管严格。农民拿着证明信离开村子前往陌生的地方，每到一个关键的卡口或者落脚处，都需要出示这封信。那红红的印章仿佛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诉说着他的来处和身份。 而在那个时候的城市里，一些小旅店在接待旅客时，首先要看的就是介绍信。没有介绍信的人，哪怕有钱，也会被拒之门外。这并非是店家故意刁难，而是当时整个社会防范意识的体现，大家都在维护着一种基于单位和集体信任的社会秩序。这一制度在现在看来或许有些繁琐和不便，但在当时却有着稳定社会、保障安全的重要意义。它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鲜明标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与现代的巨大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介绍信和证明信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的不断进步让人们意识到，旧有的这套体系虽然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 身份证的出现成为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身份证集身份信息、防伪技术于一身，携带方便且不易伪造。有了身份证，人们的出行不再需要依赖单位或大队开具的介绍信。无论是去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旅游、出差还是打工，只要出示身份证，就能方便地购票、住宿等。这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也为社会的人口流动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反映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巨大变革。现代社会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人们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选择工作、生活的地点。单位或集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个人的出行和活动有着严格的掌控。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社会的开放性，如今各地都欢迎外地人员来投资、工作、学习，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对流动人员怀有高度的戒心。 同时，信息时代的到来也加速了这种转变。通过网络信息系统，公安部门等能够轻易核实个人身份信息，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介绍信和证明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它们成为了人们回忆过去特殊年代的一个独特视角，让我们感慨社会发展的巨大飞跃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社会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