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不能建，否则迟早要被炸掉。”1992年，国著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强烈反对建设三峡大坝，为何我国坚持要建呢？ “三峡绝对不能建！就算是建出来，最后也会被炸掉！” 说出这番言论的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学家黄万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许多水利学家都认为应该修建一座抗洪防汛的大坝，只有他一个人反对这项工程。 黄万里出身名门，父亲黄炎培的言传身教，在他心中早早种下了求真务实的种子。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本可安稳做个桥梁工程师，可一场长江大水，吞噬七万生灵，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他立志治水，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深造，拿下该校首个工程博士学位。学成归来，他没去大学当教授，而是扎进江河治理的一线。 十年间，他跑遍长江黄河沿岸，亲身体验河边生活，目睹水土流失的严峻。这些一手经验，让他摸索出“顺应自然、科学规划”的治水思路，这与书本理论自然不同。 上世纪五十年代，治理黄河的呼声高涨。1957年，在北京饭店，70位顶尖水利专家齐聚，讨论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大坝方案。会上，一片乐观，多数专家相信大坝一成，黄河水患永除，甚至能“黄河水清”。 唯独黄万里，提出了刺耳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苏联方案有根本错误：高坝蓄水，泥沙必在上游淤积，抬高河床，堵塞渭河入黄口，最终陕西关中平原将遭殃，重蹈下游河南的覆辙。 会上，他孤军奋战，坚持己见，可声音很快被淹没，会议甚至一度变成对他的批判。人们深信“圣人出，黄河清”，黄万里却说，黄河变清本身就违背自然规律。 可惜，忠言逆耳。三门峡工程照旧上马。1960年大坝开始拦洪，仅仅几个月后，黄万里的预言便不幸成真：渭河口泥沙严重淤积，八十万亩良田被淹，农民被迫迁徙。 一年半，十五亿吨泥沙淤在渭河，原本不易泛滥的渭河，竟不得不紧急修防洪堤。富饶的关中平原，产量锐减，土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泥沙淤积甚至威胁到西安。 现实，无情地验证了黄万里的远见，那些曾高喊“黄河清”的专家们哑口无言。连到1961年底，水库泥沙淤积高达20亿吨，周边农田淹没面积比蓄水前还多了24万亩。 工程目标被迫从“拦住上游所有泥沙”调整为“暂时蓄洪并排走泥沙”。即便如此，因泄洪洞位置太高，排沙能力不足，泥沙淤积依旧向上游“翘尾巴”，潼关河床持续抬高。 三门峡的改造迫在眉睫。最终决定采用“两洞四管”方案。在这场与泥沙的博弈中，早已洞悉一切的黄万里却备受冷落，先是被派往密云修水库，后来更被派到三门峡清理厕所。 忧心忡忡的他，冒着风险上书董必武，再陈三门峡的根本错误，指出黄河携沙是自然现象，三角洲平原就是这么来的，指望大坝清淤下游不切实际。 信寄出不久，水利部出人意料地请他主持大坝改造方案设计。黄万里不计前嫌，耗费两月心血，设计出开凿隧洞排沙并用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的方案。 然而，因与主流意见相悖，方案再次石沉大海。水利部采纳了多数人建议的逐一开启坝下排水通道的办法，短期内是冲出些泥沙，但正如黄万里所言，这只是权宜之计。治理黄河是他毕生追求，却始终无处施展。2001年，黄老逝世。两年后，渭河再次泛滥。 上世纪九十年代，另一项规模空前的长江三峡工程，再次将水利建设推向风口浪尖。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水多，洪灾也多，平均十年一次大洪灾。新中国成立前后，长江连续爆发特大洪水。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黄万里在1993年工程启动之初，便多次上书高层，明确反对。他预言，大坝建成，长江上游数亿吨砂石将无法出川，在上游堆积，十年内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地区将遭远超历史的洪灾，最终可能不得不炸坝。 除了他，有九位不同领域的顶尖专家也拒绝在支持文件上签名。他们认为三峡工程有四大隐患： 一是破坏长江生态，影响中华鲟等洄游鱼类繁殖；二是改变地质条件，可能诱发“水库地震”；三是军事风险，大坝一旦被攻击，下游六省一市堪忧；四是财政负担重，近2000亿投入，单位发电成本高，百万移民更是“全球性大难题”。 面对这么多潜在风险，中国经过16年努力，耗资2485多亿元，三峡工程于2009年全面完工，百万移民也得到安置，比如水下40米建成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千年大昌古镇也原样复建。 如今，站在三峡大坝的面前，我们不禁要问：这座大坝究竟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壮举，还是一次对自然的冒犯？ 历史没有如果，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教训。三峡大坝的建设，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也让我们意识到，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必须时刻保持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科学规律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