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知青张菊芬到黑龙江讷河去插队。哪料，出发前，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张菊芬恨透了已经分手的男友，但更害怕家人知晓。她决定赶紧趁着插队离开上海。 1969年春天，上海火车站挤满了背着行囊的年轻人。 二十三岁的张菊芬裹着肥大的棉袄，跟着人流往北去的列车挪动。 她的行李里塞着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被，口袋里揣着街道办发的下乡证明。 站台上哭喊声此起彼伏，她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回头——棉袄底下藏着五个月的身孕，这个秘密比黑龙江的寒风更让她发抖。 三个月前，街道干部敲开石库门的老房子。 居委会主任举着红头文件，说每家必须出个孩子下乡。 张菊芬看着父母发愁的样子正要主动报名，男友在弄堂口拦住了她。 那个总爱穿白衬衫的男青年信誓旦旦，说家里在想办法弄留城名额。 可等到街道敲锣打鼓贴出光荣榜，名单里明晃晃写着"张菊芬"三个字时，白衬衫连人带行李搬出了亭子间，只留了张字条说"各自安好"。 张菊芬发现不对劲是在晾衣服的早上，竹竿上挂着的蓝布衫突然勒得胸口发闷，弯腰捡木盆时眼前发黑。 弄堂口的赤脚医生把完脉，用搪瓷缸子敲着桌子骂："作孽啊！"石库门的薄墙根本藏不住秘密，她连夜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天没亮就跑去知青接待站催着要出发。 开往讷河的绿皮火车晃了四天三夜，同车厢的知青们分吃着家里带的油墩子，张菊芬缩在角落啃硬馒头。 车过山海关时，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凑过来问要不要热水，她慌得把搪瓷缸子打翻在棉裤上。湿漉漉的裤腿贴在肚皮上，倒成了遮掩孕肚的好掩护。 讷河县丰收公社的集体户住了八个上海知青，东北的土炕烧得滚烫，张菊芬却总把自己那床褥子铺在炕沿最凉快的地方。 春耕时节要挑粪肥，她抢着去扛最沉的扁担；夏天铲地歇晌时，别人躲树荫下啃黄瓜，她蹲在苞米地里薅草。 有回割麦子镰刀划破手指，血滴在麦穗上像串红珠子，她盯着看笑了——这是三个月来头回见红，可惜肚子还是鼓得老高。 村里妇女主任王中美四十出头，男人是公社拖拉机手。 她早看出这个上海姑娘不对劲：别人领了劳动布工作服都改得掐腰显身材，张菊芬偏把新衣服泡在泥浆里滚成灰扑扑的颜色；知青点吃大锅饭，她总等别人盛完才舀锅底带沙子的糊糊。 有天夜里王中美查岗，撞见张菊芬蹲在茅房吐得直不起腰，月光照在苍白的脸上，两道泪痕亮晶晶的。 中秋节前抢收黄豆，张菊芬的棉袄扣子崩飞了两颗。 王中美拽着她躲进场院草垛，手往肚子上一按就全明白了。 这个山东支边来的妇女主任没骂人，反把自家腌的酸菜缸子搬来知青点。 张菊芬每天下工都能在炕头发现个煮鸡蛋，有时还裹着张皱巴巴的《参考消息》——那是王主任男人从县里捎回来的。 临产前半个月，公社接到暴雪预警。 王中美连夜把张菊芬接到自家炕头，对外说是犯了肺炎要隔离。 接生婆是王主任从三十里外接来的老辈人，进门看见白生生的知青姑娘，烟袋锅子在门框上磕得邦邦响："造孽啊！"但手底下没含糊，烧热水煮剪刀有条不紊。 孩子落地那晚，外头刮着大烟炮，屋里炕火烧得旺，新生儿的哭声混着风声，倒像是天地都在叹气。 送走孩子是在个晴天，王中美的表姨住在嫩江对岸的军马场，家里五个小子就盼个闺女。 张菊芬把母亲给的银镯子塞进襁褓，王主任又添了块红布兜。 马车走到村口老榆树时，赶车的老汉突然扯着嗓子唱起东北二人转，荒腔走板的调子盖住了张菊芬的抽泣声。 返城那年知青们收拾行李，张菊芬的柳条箱轻飘飘的。 王中美追到车站塞给她一包松子，低声说军马场那家搬去大兴安岭了。 火车开动时，有片雪花粘在车窗上，化开时像极了婴儿吐的泡泡。 1998年嫩江发大水，上海报纸登了灾区照片。 张菊芬盯着照片里救人的女护士看了半宿，第二天就去邮局汇了三个月退休金。 汇款单附言栏写着"给买双胶鞋"，营业员说地址不全可能退回来，她捏着钢笔的手直哆嗦，最后还是没添半个字。 最后一次回讷河是2015年清明，王中美的坟在向阳坡上，守着片樟子松林。 守林人的媳妇端来热乎的粘豆包，眉眼活像当年接生的老婆婆。 张菊芬摸着墓碑上褪色的红五星，忽然想起那晚草垛里的酸菜香——要是孩子还活着，也该是端豆包这个年纪了。 风过松林沙沙响，恍惚间又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混着东北大地悠长的叹息。 参考资料：深圳卫视栏目组：寻亲节目《你有一封信》迟到42年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