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已经82岁高龄的毛主席突然问身边的人：“功德林里，还有国民党战犯吗？”“还有，主席。”工作人员回答说，“还有200多名顽固分子在那里接受改造。”毛主席叹了一口气，说：“关这么久了，再顽固也只剩一把骨头了。他们老了，做不了恶了，都放了吧。” 1975年，北京中南海的办公室里传来一声叹息，82岁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向身边工作人员询问起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情况。 当得知仍有200多名国民党战犯在接受改造时，这位操劳半生的老人当即作出决定：全部释放，给予公民待遇。这个看似突然的决定，背后藏着二十多年的深思熟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如何处理国民党战犯就成为重要议题，共产党内部争论激烈，有人主张严惩不贷，有人建议区别对待。 毛泽东力排众议定下基调：不杀一人，重在改造。这个决定既考虑到当时台湾尚未解放的现实，也顾及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新政权的看法。 被俘的国民党将领们陆续被安置在功德林等管理所，开始接受系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五十年代初期的改造工作并不顺利，许多战犯仍存有抵触情绪，有的表面顺从内心不服，有的偷偷藏匿国民党徽章。管理人员没有采取强制手段，而是安排他们参与劳动生产，在工厂车间和田间地头重新认识社会。 随着时间推移，不少战犯开始转变态度，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就是典型例子，这位昔日的“五虎将”在接触新思想后，不仅公开支持祖国统一，还主动帮助其他战犯理解共产党的政策。 1959年迎来首次特赦，10名改造表现突出的战犯重获自由，这标志着中央开始实施分批释放策略。此后每隔几年就有特赦名单公布，到六十年代末期已释放五批共263人。 每次特赦都严格把关，既要考察思想转变程度，也要评估社会承受能力。被释放者中有的选择留在内地安家，有的申请前往港澳，政府都给予路费和生活补助。 进入七十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破冰，台湾问题愈发受到国际关注。 毛泽东意识到，剩余战犯的处置问题已到关键时刻，这些平均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老人，经过20多年改造，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对抗新社会。继续关押不仅耗费资源，还可能被境外势力借题发挥。 1975年3月，中央下达第七批特赦令，这次特赦打破常规，不再设置任何条件，将全部在押战犯293人尽数释放。 政府为每人发放新制服装，按级别发放100到200元安置费，还特意在伙食里增加鱼肉供应。 最让人意外的是，允许战犯自由选择去向，有十人提出赴台申请，政府不仅批准还帮忙联系船只。可惜台湾当局拒不接收，导致其中一人绝望自杀，其余九人最终选择定居海外。 这次大规模特赦引发连锁反应，被释放的老兵们写信感谢政府，有人把积蓄捐给灾区，有人主动协助统战工作。 原国民党将领黄维在特赦后潜心研究水利，他设计的黄河治理方案获得专家认可。更深远的影响体现在两岸关系上，不少获释人员与台湾亲友重建联系，客观上促进了民间交流。 功德林最后的战犯离开时，管理人员特意准备送别会，这些白发苍苍的老兵摸着崭新的中山装，很多当场老泪纵横。 他们中有人参加过抗战，有人参与过国共内战，半辈子恩怨随着特赦化作青烟。政府履行承诺给所有人办理户口，安排住房和工作，让这些古稀老人真正回归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