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当了陆军总司令后，对薛岳说：“我来之前，以为南京这帮人都是大才。谁知，尽是些夸夸其谈之辈。”
1948年，南京开了个大空头支票，余汉谋带着“陆军总司令”的名号去了首都，心里憋着劲，想着要干点实事。 刚到南京那会儿，余汉谋每天西装革履地穿梭在国防部大楼里，皮鞋踏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作响。他揣着整宿整宿琢磨出来的军事改革方案，眼睛里亮着光，就盼着在会议上一展拳脚。
可头回参加高层会议，他就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那些平日里在报纸上风光无限的大员们，说起话来云山雾罩，不是拽洋文，就是念官样文章，愣是没一句能落在实处。 散会后，余汉谋攥着被翻得边角卷起的方案，站在走廊里直犯愣。走廊尽头的玻璃窗透进惨白的日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旁边几个年轻军官小声议论：“余司令还想真刀真枪干啊？在这儿，会说漂亮话比会打仗管用。”这话像根刺，扎得他太阳穴突突直跳。 往后的日子更让他窝火。他提出要给前线部队补充弹药，底下人支支吾吾说“经费紧张”；想调整作战部署，却被以“委员长自有安排”给顶回来。有次他急了眼，拍着桌子质问：“咱们总得为战局想想吧？”换来的却是同僚皮笑肉不笑的回应：“老余啊，局势再差，饭还是得一口一口吃。” 最让他憋屈的是去兵工厂视察。看着锈迹斑斑的机器、缺斤少两的弹药，他当场发了火。可厂长不慌不忙掏出一叠文件：“余司令，您看，上面批的预算就这么多。”余汉谋气得浑身发抖，转头找财政部门理论，人家轻飘飘一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把他打发了。 那天晚上，他约薛岳在小酒馆见面。二两白酒下肚，余汉谋红着眼眶把酒杯重重一砸：“伯陵（薛岳字），你说咱们在战场上拿命拼，图个啥？这边倒好，成天搞些虚头巴脑的名堂！”薛岳望着杯中晃荡的酒，苦笑一声：“老余，南京这潭水，比咱在战场上遇见的敌军还难缠。” 窗外的南京城华灯初上，歌舞升平的喧嚣声隐隐传来。余汉谋突然觉得讽刺——自己怀揣着满腔热血来当这个陆军总司令，到头来，不过是成了南京那帮人装点门面的幌子。
那些夸夸其谈的大员们，把军事当儿戏，把战局当筹码，却没人真正在意前线战士的死活。这场权力游戏里，实干家反倒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而国民党内部的腐朽，或许早在这些人的空谈中，就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