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和随后的博尔索纳罗拒绝接受选举失败，甚至支持暴徒占领象征权力机关的场所以来，越来越多评论将这些极右翼领导人以及类似的极右翼领导人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 坦白说，这一立场很难达成共识。就比如安东·耶格尔（Anton Jäger）认为，近几十年来决定性的社会学变革--社会原子化加剧和结社生活减少--虽然从根本上说不利于民主，有利于资本，但并没有为法西斯主义的抬头提供条件。 回望上世纪的历史案例，我们可以观察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图景：资本集团与部分民众形成跨阶级联盟，将一支接近掌权的有组织左翼力量击溃。而在原子化的"超政治"现实中，耶格尔教授只能发现新自由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迹象。他认为，当今政治已被极大地剥夺了追究财产所有权与社会控制权的可能性。但是，在分析当前政治演变时，我们需要突破二十世纪历史创伤的思维定式，重构观察当代政治发展的历史坐标体系。 在耶格尔看来，今天的政治斗争更像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政治斗争。不同群体高度对立，但彼此都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难以将个体关于正义的认知转化为以政治目标为依托的共同诉求——即使社会秩序仍有陷入动荡的可能。就像马克思所处时代的情形，面对社会动荡加剧，那些分散无力的群体最终会向家长制的恺撒式（波拿巴式）威权统治让渡自主权以换取安宁。 然而，从历史类比中对现代性的洞察必然是片面的，这同样也是事实。耶格尔正确地描述了为什么引用法西斯主义与左翼力量对抗的历史无法解释当前双方所处的混乱状态。例如，今天的意大利政府由一个有着明显法西斯血统的政党主导，但却植根于欧洲的秩序自由主义，这与表面上是自由主义的法国马克龙政府略有不同。然而，耶格尔在提及十九世纪历史时，没有看到法西斯主义从现代原子化社会中萌芽并迅速适应社会的潜力。 因此，历史类比需要辅之以比较性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具有更先进的现代化条件的国家（讽刺的是，俄国便属此列），更深入地了解当今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及其可能的未来。 在俄国发生的失败政变被称为“向莫斯科进军”--展示准军事力量，迫使首都发生变革，这与历史上如出一辙。然而，在这些事件中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瓦格纳，都缺乏任何形式的民众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民众在1991年和1993年政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相比，周末的事件体现了俄国社会的非政治化。此外，瓦格纳作为一个准合法雇佣军组织的迅速崛起--它本身就是俄罗斯国家的产物，与意大利的黑衫军或德国的突冲锋队不同—这表明政府对非国家力量所实施暴力的支持，甚至达到了让准军事组织威胁到国家官僚机构本身的地步。 俄国无疑是一个高度原子化和非政治化的社会，与二战时的法西斯政权并不相似。然而，俄国的政治秩序却再现了历史上法西斯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要素，包括鼓吹阳刚文化、信仰暴力至上以及试图通过战争振兴民族国家。
俄国社会结社生活的衰落与大西洋彼岸自由公司制国家的情况并不类似，相反，它是前勃列日涅夫秩序演变的结果，在这一秩序中，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被严重官僚化，而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倾向则被视为反社会而被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