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中将李振率部起义，在谈判时见解放军干部很年轻，当即变脸道：“你们不讲信用，我要见刘伯承司令员。” 那12月25日。成都郊外的贾家场。雾气弥漫，寒气袭人。
国民党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穿着美式皮夹克。手指不停地摩挲着领口的中将领章。目光落在对面两位解放军军官身上。 屋内的炭盆噼啪作响，火星子时不时溅出来，却驱不散李振脸上的寒意。他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两位解放军干部，一个三十出头，另一个看着不过二十几岁，眉头越皱越紧：“我是堂堂中将，要谈，就和能说了算的人谈！你们这般年轻，能做得了主？”说罢，往椅背上一靠，双手抱在胸前，眼神里满是不信任。 年轻些的解放军干部笑了笑，不慌不忙地开口：“李将军，别看我们年轻，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也有些年头了。至于能不能做主，待会儿您就知道。”话音刚落，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位面容刚毅的中年军官走了进来。“李将军，久仰大名。”中年军官伸手示意，“我是刘伯承司令员派来的代表，咱们慢慢谈。” 李振的身子微微前倾，眼神里还是透着怀疑：“口说无凭，如何证明？”对方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递到他面前。李振展开信纸，看着刘伯承刚劲有力的字迹，紧绷的神色总算缓和了些。但他还是清了清嗓子：“既如此，那咱们就谈谈起义的细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李振可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谈判过程并不顺利。李振一会儿要求保留部队编制，一会儿又对安置条件提出种种苛刻要求。解放军代表始终耐心应对，逐条解释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李将军，您也清楚，国民党败局已定。咱们起义，是为了减少伤亡，更是为了给万千百姓一条活路。”中年军官的话，让李振沉默了许久。 窗外的雾气渐渐散去，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谈判桌上。李振望着桌上的文件，想起这些日子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状，想起士兵们疲惫又惶恐的眼神，心里五味杂陈。最终，他重重叹了口气：“罢了，我信你们一回。”
当他在起义协议上签下名字时，手指微微颤抖——这一笔，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为国民党在西南的溃败画上了浓重的句号。这场充满火药味的谈判，也成了历史洪流中，新旧交替的生动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