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3岁的郁达夫去青楼，想要发泄一晚，对老鸦说:“给我找一个年纪大，长得丑，没人要的姑娘来!“不曾想，这句话最终成就了他。 郁达夫站在房间中央，看着镜子里的人，脸瘦，眼神飘忽，头发半湿，刚从街上回来，鞋底沾着泥，裤脚皱成一团。 外交官考试落榜通知，昨天下午送到宿舍门口。 那张纸干巴巴地写着：未入取。底下红章，像一块冷冰。 屋里很安静。屋外喧哗，新文化运动传单贴满电线杆，学生高呼口号。 郁达夫关了窗，不想听。 心里乱。几年来的志向，全断了，想过跳河，又觉不值，想到父亲写来的信，顿时烦躁。信上说：“你要成器，不可荒唐。” 成什么器？在这异国被人当次等学生，在考场被老师当笑话，成器的标准又算哪门子体面？ 那天晚上，郁达夫出了门，坐车去了浅草，进青楼前，他提了一个要求：“找个年纪大点的，长得不好看的。” 管事儿的人愣住了，问：“你说什么？” 他不重复，只掏出钱，管事儿人没再问，招手让人领进去。 走廊灯昏。香味混着烟气，空气粘着，一个身影从后门走来，灰衣，木屐，手里还沾着洗碗水。 那个女人名叫海棠，脸不白，嘴巴大，眼神木，看起来更像个下人，不像青楼女子，站着不动，像等遣散。郁达夫坐下，示意她也坐。 她犹豫了一下，慢慢靠近，没人说话，过了一会儿，郁达夫突然开口：“你本来做什么的？” 海棠低声说：“教书的女儿，后来卖了。” 句子很轻，尾音不清，却像一记巴掌，郁达夫没回应，手指轻敲桌子。 “你脸上的疤怎么来的？” “锅盖砸的。厨房太挤。” 一句话，又过去半小时，那晚他们没有做什么，只是说话。 海棠讲了自己十七岁进这行，头三年没客人，只能洗碗、刷地、做账，后来老了，脸塌了，更没人要了。 她讲得平静，像在背账，郁达夫听得出神。忽然问：“你为什么还留着？” 她说：“走了也没地方去。” 窗外风起。墙上的纸灯晃动，他把手伸过去，轻触她的指尖，冰冷，粗糙，有茧。 “你怕死吗？”他问。 “怕。可活着也不好过。” 郁达夫回到宿舍，天还没亮，他提笔，写下三千字的随笔，开头只有一句：“人是怎么废掉的？是慢慢，不是一下。” 三天后，他写成《茫茫夜》。 小说里的女主角，没有名字，只写“她脸大，眼低，常年躲在厨房，梦见过外头的花。” 男主角是个留学生，夜夜失眠，看见窗外电车划过，就想到自己的人生也一样，电轨压死了自由。 整篇文章没高潮，只有压抑。每句话都像从喉咙里撕出来的。 他把稿子寄给朋友成仿吾。回信说：“你疯了？写这些做什么？” 郁达夫没回。他继续写第二篇，取名《秋柳》。 这次写得更重，女人叫柳，有母亲病死，有兄弟离散，有人买她入局。 男人在她身上看到自己。“都是废人，都是下等的。” 报刊拒绝刊登，理由是“内容污秽”，但有人看到了价值，转手转到小刊《创作月报》。 读者寄来几十封信，说看完后想哭，信纸上写着：“谢谢你替我们说出来。” 他笔下的“她”，不是个别人，是一群人。 每个夜里被关在楼上，每天只吃一顿饭，每月洗不干净头发的人，他们叫不同的名字，有同样的命。 郁达夫找到了写作的角度：从最卑微处起笔。 不是写英雄，不写光明，只写那点被人遗忘的污。 几年后，他加入创造社，那群人聚在一块，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谈文学，谈人生。 有人说：“我们写诗，要光明。” 郁达夫说：“你去看看巷子后头，那边不光明。” 桌上铺着草稿纸，用铅笔写小说，用圆珠笔改，一天只吃一顿饭，全用来写字。 房东来催房租，他递过去新稿，说：“拿去换。”对方骂他疯。 一次，他又提起海棠。说：“后来有人帮她脱身了。” 有人问：“你吗？” 他笑笑：“不是，是个秀才，穷得很，愿意娶她。” 又有人问：“她答应了？” “答应了。，又没人说话。 那之后，他写下《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句子都短，都冷，像冻在冰箱的信笺。 有一晚，他走在北京前门大街，灯红，街乱，青楼门口还有人叫号。 他站了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几十年后，有人考据，说海棠可能是虚构，也有人找遍资料，说有原型，只是失名。 没人知道真相，但她的存在，已经比真实更真实。 每个读过那些小说的人，都记得她，不因美貌，不因传奇，只因她不动声色地熬过生活。 郁达夫晚年写下：“人生是梦，我是个清醒的梦游人。” 梦里看见海棠坐在厨房角落，身边摆着水盆和扫帚，抬头时，眼里没有泪，只有一层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