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个光荣而不朽的名字 周恩来少年时代在天津、东北等地求学，其间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逐步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南开中学时期，他就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关切。 192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春，经组织确认，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归国后，周恩来迅速投身于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192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并在同年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推动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 此后，他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参与指挥全国范围的革命斗争。 1929年，他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中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的判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国民政府首都重庆。 此阶段他不仅参与艰苦复杂的国共谈判，还统筹党在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继续承担谈判重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在西柏坡参与组建新政权的准备工作，并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新中国宣布成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 他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中国不再重复旧中国被动外交的屈辱史，强调独立自主、坚定不移的外交方针。 在外交工作的初期，他多次主持制定核心外交政策，强调不依附任何大国，积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1953年，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次年，他率团赴日内瓦出席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会议期间，他耐心斡旋，多方沟通，成功促成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停战。 他强调协商解决争端的必要性，使中国的和平主张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认可。 1955年，周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亚非国家万隆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主张，突破了冷战格局下的二元对立观念。 中国因此赢得众多亚非国家的理解。 周恩来经常亲自处理国务院各种文件、听取各方面汇报，事无巨细。 1960年前后，面对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他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积极推动农村经济恢复。 在重建经济的同时，周恩来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两弹一星”工程中，他担任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全面统筹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即便在动荡时期，他也保障了这一工作的连续性与推进。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地震发生当日，他即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连夜作出救灾部署，并在次日晚间抵达灾区况。 他顶风而立发表讲话，坚持让百姓顺风站立。 多年来，周恩来将国家大事与百姓琐事同样看重。 1957年，在一次国际电影节上，他记得一位电影演员多年以前女儿患病的情况，具体到病症和恢复状况。 这种近乎苛刻的记忆力与他对民众的深切情感。 他对个人安危和名利从不计较。 即使在动荡时期，仍竭力保持党和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 面对复杂局势，他多次调和矛盾，设法保护干部和知识分子，他清楚，若无人坚守底线，国家机器将陷入瘫痪。 长期高强度工作对他身体造成极大透支。 他经常在深夜批阅文件。 根据秘书及随员回忆，他常年每天只睡四五小时，重要时期甚至连续通宵工作。 在万隆会议期间，他几乎每天只休息三小时，白天应对高强度会谈，夜间召集随团人员讨论对策、修改文本。 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上膀胱癌，病情迅速恶化。 此后的两年里，除去短暂的13天，他几乎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直至1974年，邓小平从联合国会议归国，他才住进医院，并在当日接受了大型手术。 住院期间，周恩来在医院内召集会议20次，会见外宾65批，亲自出院主持会议20次以上，并与干部、各界人士就工作问题深入交流超过200次。 1975年初，他忍病前往长沙，面见毛泽东，就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进行磋商。 同年，他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通过“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 1976年，周恩来逝世，举世哀悼。 参考文献：[1]李晓衡,彭林.周恩来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研究[J].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2):8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