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看到我，立马将皮带解开，我对他说，洋先生，我是小孩，我是小孩，但他还是不肯饶过我。”谢桂英老人回忆起84年前的经历时悲痛地说道。 2022年9月26日，南京一家养老院里，谢桂英老人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许多人前来祝贺，但她的心情却异常沉重。＂我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她轻声说道，＂我有时候一闭眼，就会想起那段历史，想起我的爸爸妈妈。＂ 岁月的光阴带不走记忆中的伤痛。谢桂英老人卧在养老院的床上，浑身骨头疼痛，睡眠被不适感分割得断断续续。她的侄女谢学清曾长期照料她，＂之前在我们家住的时候，我们都用单独的小电饭锅给她把菜饭煮得烂烂的，不然咬不动。＂几个月前，考虑到下一代也年事已高，谢桂英搬进了养老院。 2021年的一个中秋节前夕，当纪念馆的副馆长来看望她时，谢桂英终于道出了长久埋藏在心中的秘密。她哭着回忆道：＂有一次，我躲在床下被日本兵发现，日本兵看到我，把皮带解开，我说＇洋先生，洋先生，我是小孩＇，但他还是不饶我……＂那一年，她只有13岁。＂可怜，我一星期不能吃饭，是母亲用米汤喂我。＂ 时间拉回到1937年，谢桂英一家住在南京下关栅栏门3号，以种菜为生。在日军飞机不断轰炸南京的恐怖日子里，母亲带着谢桂英和几个孩子逃到八卦洲避难，父亲和叔叔则留守家中看家。几个月后，当谢桂英一家听闻父亲的噩耗，赶回南京城时，城市已被日军占领。＂我们路过原来金陵船厂那个位置，附近长江水都被染红了。＂回到家中，谢桂英看到的是父亲惨不忍睹的遗体，＂脸都被狗舔没了。＂ ＂我这里还有个疤。＂谢桂英指着额头上永久的伤痕说道。那个寒冷的冬天，她带着弟弟去挖野菜时遇到了日本兵。日本兵将年幼的弟弟重重摔在地上，并拖着谢桂英的双脚在菜地里拖行，她的头撞在石头上流了很多血。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只能用柴火灰按在伤口上止血，从此她的额头上留下了永久的疤痕。更令人心碎的是，她年仅2岁的弟弟因伤重而不治身亡。＂我家被日本兵杀害了4个人，我爸爸，两个舅舅，还有2岁的弟弟。＂ 战争的阴影下，16岁的谢桂英早早结婚，生下两个孩子。然而丈夫几年后就去世了，她只能投奔娘家兄弟，一边做工一边抚养孩子。＂我母亲干过很多活，学过裁缝，在服装厂当过工人，饭店里做过营业员，在铁路上给人烧饭，还干过街道工作。＂谢桂英的儿子姜忠荣回忆道，母亲的一生，都在坚强地与命运抗争。 2002年，一位66岁的中国老人踏上了她从未想过会去的土地——日本。＂我曾经想过这辈子也不要踏上日本的土地。＂谢桂英回忆道。然而，这一次，她是带着使命而来。在日本友人松冈环的陪伴下，谢桂英走访了日本多个城市，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和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惨痛经历。 松冈环是一位退休的日本小学教师，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她通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与谢桂英结识。从那时起，谢桂英开始公开讲述这段战争中的家族惨剧。＂我不仅要说给纪念馆的人听，还要说给所有中国人听，说给所有日本人听。＂谢桂英的这份勇气和决心，让她的儿子姜忠荣感到惊讶，因为直到临出发前，谢桂英才告诉儿子自己要去日本。 多年后的2020年，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谢桂英收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包裹，寄件人正是松冈环，为她送来了当时国内紧缺的口罩。这份跨越国界的人道关怀，见证了历史记忆与和解的可能性。 然而，时间无情地流逝，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们正逐渐离我们远去。截至目前，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位，平均年龄超过94岁。2022年12月1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上，到场的幸存者只有3人：90岁的刘民生、95岁的夏淑琴和96岁的艾玉英。 ＂只要身体允许，我们就要把历史讲下去。＂刘民生说。他几乎每年都会到纪念馆参加祭告活动，在被民间称为＂哭墙＂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墙前，手持一枝白菊，向父亲与其他死难者表达哀思。这面墙上刻有10665个死难者姓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