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冰心托人给台湾的孙立人写信，说她想见他一面，这事本来只是老朋友间的一封问候，却因为孙立人回不了大陆，成了两岸关系里的一段沉重插曲。 他回信说自己“脑内空空”，身体走不动路了，想回来也回不来，这封信，是他留给大陆最后的声音。 冰心和孙立人认识早，算是20世纪中国那代知识分子中少有的异性知己。 1923年，他们坐同一艘船去美国留学，那时候，一个是福建才女，一个是东北出身的军校生，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却在彼此的命运里交错多年。 冰心写散文、写童话，温婉细腻；孙立人走的是枪林弹雨的路，后来成了带兵打仗的名将。 到了抗战那几年，孙立人驻重庆，冰心也在后方，两人常见面。 他跟冰心说自己在缅甸怎么打日军，说到高兴处眼睛发亮，还从战场上拿了把缴获的剑杖送她，说是留着防身。 1949年之后，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孙立人去了台湾，当时担任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掌管新一军和装甲兵，可十年不到，他就出事了。 1955年，蒋介石以他图谋“兵变”为由，把他软禁了起来，这一关，就是33年，他失去了军职，也没有了收入来源。 台北市郊的一栋小楼成了他的牢笼，他在那里种花养狗，靠卖玫瑰花度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玫瑰将军”。 冰心那边也不是事事顺心，她在大陆当了作协副主席，成了几代人心里的“良心”，可心里那点旧情没断，她总惦记着孙立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那边开始松动，蒋经国死了，很多老将恢复了自由，孙立人也终于在1988年被解禁。 冰心从别人那听说了，立刻托人写信给他，她没直接寄信过去，是请学者许逖从香港转交，信里提起当年的往事，也说了吴文藻去世了，自己年纪大了，很想再见他一面。 孙立人收到信以后，过了几个星期才回，他在信里写得挺直白，说自己“步履迟缓”，脑子也不好用了，“脑内空空”，其实那会儿他已经80多岁了。 长期软禁对他的身体打击太大，他经常走路要人搀，思维也不清楚了。 信里没提什么政治，也没抱怨命运，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故人天末，何时能一造访，殆未可必然。” 这句话背后藏着多少无奈，冰心后来写文的时候，提到这一句忍不住落泪。 这段往事不是简单的私人通信，孙立人在台湾被软禁期间，几乎成了“政治隐形人”。蒋介石父子对他忌惮极深，怕他重整旧部、威胁政局。 可他自己并不关心权力，他关心的是回乡，尤其是回到安徽庐江去看祖坟，还有新一军牺牲在缅甸的弟兄们，他放不下。 每次提到那些阵亡的士兵，他都会说，“广州马头岗还在那里吗？”那里埋着他带过的新一军官兵，孙立人曾说过，这些人是他一生的牵挂。 回大陆这件事他不是不想过，1989年，他曾私下让人打听能不能以私人名义回庐江。 可台湾那边根本不同意，说什么“国家安全”，不给他护照，他自己也知道，就算去了，也怕是被人盯着看。 他最后只能托老部下潘德辉回乡替他祭祖，潘德辉在大陆见了孙立人的族人，还拍了些照片带回台湾，孙立人看完以后，没说话，点了点头，眼圈却红了。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病逝，他死前交代得很清楚：不要葬在台湾，棺材不能入土。 他说自己死也要等到回家再说，家人尊重了他的意思，他的灵柩一直放在台中寓所，没下葬，至今，那口棺材还停在那里，没人知道要等多久。 冰心听说他去世以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文题就叫《纪念孙立人将军》。 她在文中写到：“风云才略已消磨，吟到恩仇心事涌。”文章不长，但句句都是实感。 她没有用大词，也不说他有多大的功劳，只是讲他们年轻时的事，讲他打仗有多拼，讲他晚年的孤独。 那篇文章后来被收入《冰心文集》，成了研究抗战史和两岸知识分子命运的重要资料。 说到底，这封信其实没几行字，但它像是两代人、两种命运之间的碰撞。 冰心这边代表的是大陆的文化人，孙立人那边是被历史夹缝困住的军人。 他们都老了，都不再有影响力，可他们的过往，仍然被历史拎出来，一点一点审视。 这场通信，也不是简单的个人之间寒暄，它背后藏着的是几十年的政治伤痕，是两岸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那些恩怨。 孙立人种玫瑰花，是因为他喜欢花？未必，他曾对照顾他的护士说过一句：“这些花像屋后老家的槐花。”他想的根本不是花，是家。 槐花落的时候，满地香气，他说那是小时候的味道，他晚年常坐在玫瑰花丛边，不说话，就看花开花谢，有时花瓣掉了，他会轻声说一句：“老家也是这个颜色。” 而冰心那封信，也许是她晚年最重的一笔心事，她当年写信时也七十多岁了，丈夫去世，孩子也成家。 那个她熟悉的世界早就不在了，她提笔写信，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问候，但她知道，这封信寄出去，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