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刘彩凤被捕，由于她长得漂亮，敌人没有马上用刑，县长王慕增还单独与她见面，对她说：“当我小老婆，免你一死！” 1941年4月3日夜，陕西勉县城北何家营的麦田里，寒风裹着泥土的气息，悄无声息地掠过。一群身着灰色军服的士兵，押着一个身形单薄的女子，走向一块刚翻掘过的土地。月光洒在女子脸上，映出一双坚定的眼睛。 她叫刘彩凤，21岁，刚刚被国民党当局判处死刑。就在此刻，行刑的士兵中有人低语：“这么年轻，怪可惜的。”然而，刘彩凤抬起头，目光如炬，仿佛在无声地宣告：她的生命，早已属于更远大的理想。 时间倒回三个月前。1941年初，汉中勉县的冬天格外寒冷。刘彩凤站在老家低矮的土墙院子里，望着父亲灵前的一盏油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刚刚从宝鸡秘密赶回，只为送父亲最后一程。院外，寒风呼啸，夹杂着几声犬吠，空气中弥漫着不安。就在她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暗处一双眼睛已经锁定了她——那是国民党特务的注视，早已在她回乡的路上布下天罗地网。 刘彩凤并非普通女子。1920年，她出生在勉县一个平凡农户家庭，15岁考入汉中女师，聪慧过人。学校里，地下党员的秘密集会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种。1938年，18岁的她郑重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青春献给了抗日救国的洪流。 她曾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女子大学接受洗礼，学习军事与政治，化名苏维俊，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在汉中水乡的莲花寺小学掩护地下工作。她的课堂上，孩子们朗读课文，她却在夜深人静时，传递抗日的密信。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父亲去世的消息传到宝鸡，刘彩凤向组织请示回乡奔丧。她知道，勉县早已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重地，但她仍选择冒险，只因那份对家人的牵挂。回到勉县的第一天，她叮嘱母亲：“无论发生什么，不要向任何人求情。”母亲不解，眼中满是担忧，可刘彩凤的语气平静而坚定，仿佛早已预见了风暴的来临。 果不其然，特务的行动比她预想的更快。第二天清晨，院门被粗暴撞开，几个穿长衫的男子闯入，将她反绑押走。街坊邻居挤在巷口，低声议论：“这闺女平时多文静，怎么就惹了官府？”没人知道，刘彩凤的“罪名”是她那颗为革命燃烧的心。 在勉县监狱的石墙内，空气潮湿而冰冷。刘彩凤被锁在一间狭窄的牢房，墙角的稻草散发着霉味。审讯很快开始。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张子超率先登场，他端坐在木椅上，语气带着几分诱惑：“小姑娘，你还年轻，犯不着为那些虚无的理想送命。只要你去西安受训，帮我们做事，我保你平安无事。” 刘彩凤抬起头，目光冷峻，没有一丝动摇。她没有回答，只是嘴角微微上扬，带着一丝嘲讽。 张子超碰了软钉子，悻悻离开。几天后，勉县县长王慕增亲自出马。这位中年男子身着军装，眼神贪婪地打量着刘彩凤。她的美貌在昏暗的牢房中依然夺目，乌黑的长发散落在肩头，脸上虽有疲惫，却透着一股不屈的倔强。 王慕增挥退手下，压低声音：“我给你条活路。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人，我不仅放了你，还让你吃香喝辣，怎么样？” 刘彩凤的眼神骤然锋利。她猛地站起，瘦弱的身躯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扬手就是一记耳光，清脆的响声在牢房里回荡。 王慕增捂着脸，勃然大怒：“你这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他摔门而出，丢下一句狠话：“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牢房变成了人间地狱。皮鞭、烙铁、冷水泼身——特务们用尽手段，试图撬开刘彩凤的嘴。他们逼问她的身份、回乡的目的、地下组织的线索。刘彩凤的双手被铁链磨出血痕，衣衫被撕裂，脸上却始终没有一丝屈服。 她咬紧牙关，偶尔吐出一句：“我是共产主义者，你们杀不尽我们的信念。” 王慕增的耐心终于耗尽。4月3日，他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这女人冥顽不灵，留着也是祸害，活埋了她！”特务们面面相觑，有人犹豫：“直接枪毙不行吗？活埋太……”王慕增冷笑：“枪毙太便宜她了。我要让她在绝望中死去。” 4月4日，清明节前夜，勉县城北的何家营麦田成了刘彩凤生命的终点。 夜色深沉，麦田里泛着春泥的清香，远处村庄的灯火早已熄灭。士兵们将她押到事先挖好的深坑旁。刘彩凤没有挣扎，也没有哭泣。她望向天空，月光映在她的脸上，像是为她披上了一层银辉。坑边的特务头子催促：“快点，别磨蹭！”士兵们推搡着她，刘彩凤却突然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身后的麦田，低声呢喃：“这片土地，总会迎来光明……” 土层一铲铲落下，麦田恢复了平静。士兵们踩实泥土，匆匆离去，仿佛要抹去这场罪行的痕迹。刘彩凤的生命定格在21岁，但她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那片麦田，后来被当地百姓称为“烈女坑”，每逢清明，总有人偷偷前来，撒上一把野花，寄托哀思。 刘彩凤的故事在陕西汉中地区广为流传，当地中小学至今将她的故事纳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勉县党史资料显示，1941年前后，国民党在陕西的“清共”行动导致大量地下党员牺牲，刘彩凤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烈士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