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最新谈话｜世界秩序转移与中国（3）
摘自 李录 芒格书院
建立以文化、历史、地缘、商贸为纽带的新型国际关系
问：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如何破这个“时代的困惑”呢？
李录：世界秩序转移，中国也会有改变自己外部环境的机会。用不同的方式应对，产生的结果会很不一样。这时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维、战略与战术最最重要的时期。
今天我们谈到中国还有很多改革的潜力，在国际间也存在这样的改革的可能性。因为特朗普的做法撼动了原来的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个时候中国就可以决定自己在正在演进的世界格局里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比如说全球关税和由此引发的全球反制可能会引发全球通缩性的竞争。中国过去几年用的词叫内卷，内卷本质上就是在通缩情况下的竞争。这一次提高关税的本质就是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全球同时增加消费税，全球的经济消费总量缩减。所以会带来一股强大的通缩力量，可能会形成全球性的内卷，国家之间互相倾销，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象你们会这样做，那么我也得这么做。国家之间也这么做，互相之间竞争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缩，如果没有外力强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在通缩下，竞争自然的结果就是你不做，别人会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进。所以这个时候的选择很重要，中国有机会在国际秩序重塑中占据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比如，中国可能至少有这样几种选择。
第一种，随着各国都开始互相加关税，一轮一轮地恶性循环。
第二种，一方面它和美国对等谈判，达成协议，尽管还是很高；另一方面对于像 WTO 除美国以外的国家，都遵守现存规则，都单方面执行——哪怕其他的国家不执行，它也执行。
第三种，首先声明遵守所有的关税协议，包括WTO 减美国，加上和美国的新协议。然后，在此基础上把原来已经开始的地区性自由贸易进行得更深入。比如说最重要的是东盟加上中日韩，10+3，要在这个区域之内形成一个在WTO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区，从而形成一个以传统文化、历史、伦理观为根基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贸易联合体。
当然，这些国家都是出口国。所以这件事要跟内需的增长联合起来。因为内需的增长实际上是增量。
中国可以单方面去遵守“WTO减美国”，对美国的反制还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继续，同时开始形成以文化为基础的新的东亚东南亚同盟。
尽管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量减少，但它释放内需之后，内需增量比贸易减量大很多。然后把增量的一部分和这个地区来分享，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比WTO更进一步的规范性组织。区域性经济组织将会逐步产生全球辐射效应，将吸引欧洲国家加入该同盟。
实际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文化传统、经济安排、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软性纽带方面的联系，远比制度性纽带更为深厚。这些非政治领域的联系与政治纽带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国际体系下被相对弱化。又由于中日的传统历史遗留问题，它往往无法放下。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转变思维，重建以中日韩加东盟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体系。
这种新的“WTO 减美国”，随着欧洲的加入，将具有强大的力量。国际体系正从单极向多极转型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纽带、贸易纽带和商业纽带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架构，最终形成具有规则执行力的合作机制——这种机制不同于传统军事同盟，而是为维护共同商业利益服务的特殊联结。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导致僵局，也可能实现双重突破：既摆脱长期困扰的地缘政治噩梦，又成功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多极中的新一极——这时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制度为划分标准，而是建立在区域性文化认同、经济利益和自由贸易基础上。
这种格局演进将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外部制度红利。最关键的是，中国可以通过选择应对的方式来达成目标。新经济秩序建立起来以后，大家关心的“卡脖子”和供应链断裂风险可能将不再成为很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