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的一天早上，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没事，就背着手往窑洞外边散步，正想找点

1939年2月的一天早上，冼星海在延安鲁艺没事，就背着手往窑洞外边散步，正想找点灵感。 他拐个弯，竟然看到毛主席正弯着腰，在一片荒地上种菜。 他愣了，赶忙走上去：“主席，您也下地干活？”毛主席放下锄头，笑了笑，说：“党中央号召开荒生产，我也举了手，凭什么我不干？” 冼星海有点说不出话来，一个堂堂领袖，手里拿着锄头种地，这哪是他在上海音乐厅见过的场面？ 他有点转不过弯来，连忙问：“可您每天这么多事，还要种地，真有这个必要吗？” 毛主席蹲在地上拔着草，说得一点不客气：“抗日靠的是粮食，不是嘴，现在外头封锁得紧，经费被卡着，衣服也做不了，靠要饭过日子，迟早得完蛋，要活下去，就得动手干，自己养活自己。” 当时的延安，说白了，就是个穷地方，国民党那边嘴上抗战，实际却卡死了八路军的后路，不发钱、不送粮，处处设防。 延安周围一圈全是黄土沟壑，荒得出奇，偏偏就在这时候，党中央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号召大家全体动员，去种地、养猪、织布。 毛主席自己也分到了一亩地。他不是摆个样子，是真种，天天一早出来翻地、撒种子，还跟警卫员吵过：“党中央的号召，我怎么能例外？” 冼星海心里一动，他是搞音乐的，心高气傲，之前总觉得艺术就该高高在上，没想过也要拿锄头。 他看着主席脚上沾满泥的布鞋，忽然有点不好意思，他问：“主席，那我们这些搞文艺的，也得去种地吗？” 毛主席一听，眼睛一亮：“当然要去！你们可不能光写歌给别人听，自己连地里长什么都不晓得。 陶渊明在南山种豆‘草盛豆苗稀’，那是他一个人种，你们这些搞艺术的，要比他强，种出点成果来！” 冼星海笑了，没再多说什么，第二天，他也领了一块地，在鲁艺旁边的坡地上动起手来。 锄头是借的，种子是合作社分的，他也学着主席的样子，一点一点开荒、播种、施肥。 手起了泡，背也酸得直不起来，他咬咬牙坚持，没多久，他心里有了点东西。 那年春天，他写出了一套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一共有十几段，从《搬石头》到《咱们工人有力量》，全是从地头、合作社、纺织房里来的旋律。 曲子唱起来热腾腾，大家一边劳动一边哼唱，不光是文艺宣传，更成了鼓劲儿的工具。 鲁艺的学生最开始有些不乐意，有人说：“咱们是搞艺术的，不是搞农业的。” 冼星海当场就怼了回去：“艺术哪来的灵感？就是从这些柴米油盐里来的，你们不去地头看看，光窝在屋里弹钢琴，写出来的东西有啥用？” 他自己说到做到，别人一周下地一次，他天天去，有次雨后地滑，他摔了一跤，裤腿全是泥，笑着说：“摔一跤也好，写歌又多了个场景。”学生看着，没人再嘀咕。 生产运动的气氛越搞越热，延安开了动员大会，干部师生都挂着筐、拿着锄头上山。 男的种地，女的纺线，大家轮着干、比赛着干，哪怕是机关里的干部也得种点豆子，不种不行。 那时候粮食紧张，布料稀缺，边区真是“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 可就靠着这场动员，粮食一亩亩种出来了，棉花也种了，织布的也多了。 到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已经比两年前翻了快一倍，军费自给都能达到七成。 大家嘴里开玩笑说：“种地种出军饷来，咱这是靠地里赢了仗。” 冼星海的《生产大合唱》没多久就在延安公演了。 台上是鲁艺的学生，台下是从山沟沟里干完活回来的群众，人人坐着，听得认真。 唱到“咱们工人有力量”那段时，全场跟着合唱，声音把窑洞都震得发响。 演出完，毛主席特地来后台看冼星海，说：“你这音乐，是给我们种地人鼓劲的，是精神粮食。” 冼星海激动地说：“我这一辈子写的歌，都没这一回唱得踏实。” 后来他把《黄河大合唱》的乐谱送给了毛主席，说：“这些曲子，是你种出来的。” 说到底，这场“种菜的偶遇”，不是简单的一次聊天，是思想的碰撞，是现实的拐点。 一个音乐家扛起了锄头，一个领袖挥着锄头讲战略，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把“自力更生”四个字打进了每个人的脑子里。 谁也没想过，一块荒地，能种出粮食，也能种出一场音乐。 冼星海后来常说：“我们是人民的音乐家，得让人听懂，听了能干活，能有希望。” 而那片地，春天种过菜，后来又结了豆，主席种完地就搬回屋里写文章。 可不管写啥，那一身泥土味儿，是一直没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