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蒋介石质问钱大钧，巨额空军款项和购买的飞机哪里去了。钱大钧沉默不语，老蒋大怒，下令将他关押，扬言要严惩。 1939年，中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国民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日军的铁蹄不断踏破中国的城池，而空中优势更是给予了日军极大的战场主动权。在这种危急时刻，国民政府的空军力量本应挺身而出，保卫国土，然而现实却令人心痛——中国空军的实力正在持续萎缩。 日军轰炸机经常光顾中国的大城小镇，带来无尽的死亡与毁灭。重庆、武汉、长沙等地接连遭受轰炸，平民伤亡惨重。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深知没有强大的空军支撑，这场战争将更加艰难。 事实上，早在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就已投入巨资发展空军。据记载，1934年到1936年间，政府每年划拨给空军的经费分别达到了2800万、4000万和4500万，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 尤其是1936年，蒋介石借着五十寿辰之际，发起了全国性的＂献机祝寿＂募捐活动。富商巨贾、各界名流纷纷响应，就连寺庙道观的出家人也慷慨解囊。最终这场募捐共筹得1300多万元，实际收到1190万元。 按照当时的规划，国民政府计划购入1300架先进战机，再配合从四所正规空军学校培养出的700多名飞行员，这支空军力量足以与日本空军一较高下。但令人费解的是，这些预期中的战机大部分始终未能出现在中国战场上。 1939年初，钱大钧接替周至柔担任空军要职。此时的中国空军已显疲态，与预期的强大空军形成鲜明对比。更让人担忧的是，驻外军事观察员纷纷汇报：日军战机数量不断增加，性能也在持续提升，中国空军的劣势日益明显。 这一年春天，发生了一场震动全军的空战。在湖北上空，十余架中国战机迎战日军双倍数量的飞机。本应是勇敢一战，却变成了一场灾难——国军飞机接连出现机械故障，有的引擎冒烟，有的武器系统失灵，最终损失惨重。 1939年4月的一个雨夜，蒋介石在重庆的一处秘密会议室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议本有多项议题，但蒋介石一开场就将矛头直指钱大钧，要求他当场解释空军状况。 ＂据报告，我们现在只有不到100架可用战机，而政府这几年投入空军的经费已超过1.25亿元，预计可购买1300架战机。＂蒋介石语气严厉，＂这些钱去了哪里？战机又在哪里？＂ 面对蒋介石尖锐的质问，钱大钧站在那里，沉默不语，额头上的汗水不断渗出。这种反应更加激怒了蒋介石，他猛地拍桌而起。 ＂把钱大钧带下去关起来！＂蒋介石怒不可遏，＂我一定要彻查此事，谁敢贪污军饷，就是与全国军民为敌，必将严惩不贷！＂ 会议室内气氛凝重，钱大钧被两名军官架着带了下去。其他将领不敢言语，但所有人都明白，这次调查恐怕会牵扯出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这些秘密，或许会动摇国民政府的根基。 钱大钧被关押后，蒋介石立即组建了一支特别调查组，由他的亲信军官领导，全面追查空军巨额资金的去向。调查组先从军需采购部门入手，查阅近年来所有与飞机采购相关的文件和账目。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许多文件不知何故已经＂遗失＂，账目记录也存在大量前后矛盾之处。 1939年5月的一个夜晚，调查组的两名核心成员在回住处的路上遭遇不明身份的袭击者，被打伤住院，随身携带的文件箱也被抢走。虽然蒋介石下令全城搜捕，却始终没有找到袭击者。 与此同时，包括前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在内的多位空军将领纷纷前来劝阻。他们或明或暗地表示，这项调查最好到此为止。周至柔甚至直接对蒋介石说：＂委员长，这件事情牵涉很广，还是别查了...＂这种反常的劝阻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名字浮出水面——宋美龄。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掌握着空军经费的实际支配权。她不仅拥有中将军衔，还通过家族关系从大姐夫孔祥熙那里获得了大量资金。 更为惊人的是，调查人员发现宋美龄与几家美国飞机制造商有着秘密协议。表面上是为国家采购战机，实则通过虚报价格和回扣等方式，将大量资金转入了她在美国和香港的私人账户。 随着调查触及宋美龄，蒋介石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宋美龄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连接四大家族的关键纽带。 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政府高官的银行存款调查显示，宋美龄存款高达3094万，宋子文和孔祥熙都超过5000万，蒋介石本人的存款更是超过6000万。这些数字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最终，蒋介石选择了妥协。钱大钧被作为替罪羊，仅因5万元的小额贪污受到处罚，而8000万军费亏空的真相则被掩盖。调查戛然而止，相关文件被封存，参与调查的人员也被调离核心岗位。 由于空军实力不足，国民政府被迫向苏联寻求援助，获得了战机和贷款，但也付出了外蒙古独立的代价。而这场本可避免的国家悲剧，其根源正是高层人士的贪婪与腐败。当战火肆虐，普通民众在血与火中挣扎求生时，那些本应守护国家的领导者却将保家卫国的资金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