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力资讯网

反内卷还是涨工资?如何避免通缩螺旋?


针对当前经济领域的长期通缩现象,网络上流传着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泡沫破灭灵活就业” 的调侃之语。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且顽固的通货紧缩,成为现代经济政策的重要试验场。日本经济最终被迫陷入 “失去的三十年”,整整耽误了一代民众的发展机遇。

当前,中国经济同样面临通缩螺旋的风险,若不摒弃重投资、弱消费的传统发展路径,势必会重蹈日本长达三十年的经济停滞弯路。步入 2026 年,时间已然走过全年的四分之一,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经济的核心路径,究竟是推行反内卷政策,还是切实提高居民工资水平,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

不知不觉间,2026 年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今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依旧是反内卷与刺激消费双管齐下。内卷的核心内涵是行业内的恶性降价竞争,反内卷顾名思义便是反对此类无序降价竞争行为。

然而,政策层面一边大力推行刺激消费举措,一边强调反内卷调控,完全忽视了经济运行中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这种操作模式无异于宏观调控层面的左右互搏。舆论场中不乏片面观点,将经济通缩问题归咎于民众不买房、不消费,认为此类行为严重破坏了高质量发展进程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连续三年陷入通货紧缩状态,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周期最长的一次通缩阶段。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 2023 年、2024 年连续两年的年增长率均为 0.2%,2025 年进一步下探至全年零增长。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从 2022 年 10 月至 2026 年 2 月,已经连续 41 个月处于下行区间。

GDP 平减指数更是从 2023 年第二季度至 2025 年第四季度,连续 11 个季度呈现负值。长期通缩向市场传递出明确信号,即商品价格未来会持续走低,进而引导消费者形成 “明天更便宜,今天不购买” 的消费心理。当延迟消费成为社会普遍共识,企业便会被迫采取减产、降价与裁员等应对措施,随之而来的是就业岗位缩水、居民收入水平下滑,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商品价格不断走低,最终形成螺旋式下跌的恶性循环,这便是经济学界所称的宏观经济 “癌症”—— 通缩螺旋。

在持续的通缩压力之下,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 GDP 增长目标设定在 4.5%-5% 区间,这是三十余年来经济增长目标首次低于 5%,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迈入低增长时代。此外,报告明确 2026 年 CPI 目标继续沿用去年 2% 的标准,并强调年度核心任务是实现 CPI 由负转正。换言之,2026 年经济工作只要达成温和通胀态势,便可视作阶段性成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 年 2 月 CPI 同比上涨 1.3%,创下 2023 年 1 月以来的最大涨幅;PPI 同比下降 0.9%,为 2024 年 7 月以来的最小降幅。CPI 大幅上升、PPI 降幅收窄的数据表现,是否意味着通缩即将结束,这一问题仍需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根据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的解读,农历春节属于移动性假期,每年 1 至 2 月 CPI 数据均会出现大幅波动,需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值得重点关注的是 PPI 走势,其月度环比自 2025 年 10 月起持续上升,主要驱动因素为黄金价格上涨与反内卷政策的加持。不难发现,从数据层面走出通缩并非难事,只需通过调控手段抬升商品价格即可实现。

但内卷现象的本质根源是市场需求不足,理论上提高居民收入便能有效缓解内卷压力,可当前反内卷政策却成为推动经济走出通缩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

由此引发核心问题:中国经济真正走出通缩的有效路径,究竟是推行反内卷政策,还是切实提高居民工资水平?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厘清社会资金的流向与分布。

央行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2025 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 35.6 万亿元,其中政府净融资 13.84 万亿元,占比接近四成。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6.27 万亿元,而居民贷款仅增加 4417 亿元,占比不足 3%。

这一数据意味着,尽管市场流动性总量有所增加,但整体经济如同一个巨大的 “资金冰箱”,资金在政府、企业与银行体系内部循环流转,并未有效流入实体经济领域,更难以传导至居民个人口袋。

更值得警惕的是,居民部门年度贷款仅增加 4400 余亿元,居民存款却新增 14.64 万亿元,同一年度内存款增量是贷款增量的 33 倍。这一比例在过去 20 年间,峰值也仅为 2008 年的 6.6 倍,充分说明民众不仅不愿增加借贷,反而在持续加大储蓄力度,防御性储蓄成为居民的普遍选择。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经历的 “失去三十年”,是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长期通缩典型案例,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

中国经济要如何规避日本式的三十年弯路,核心需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入手分析。众所周知,投资、出口、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大核心动力,三者缺一不可,但在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对三大动力的依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形成了重投资、强出口、弱消费的经济增长格局,这套发展模式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成效显著,但当房地产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被充分挖掘殆尽后,原有增长模式本身便会成为通缩形成的核心诱因。

从彭博发布的 GDP 贡献汇总数据来看,橙色代表净出口贡献、白色代表消费贡献、灰色代表投资贡献。回顾经济发展历程,2010 年代的多数年份,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与消费,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

2020 年疫情暴发后,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权重逐步提升,2025 年更是直接拉高至 30%。出口拉动占比处于高位的情况,在过去三十年间极为少见,这表明疫情后的经济增长,主要依托 “中国生产制造、海外市场消费” 的模式实现。

再看投资领域,其核心构成是房地产投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房地产销售、新开工面积与土地出让金额同比降幅均超过 20%,且降幅在下半年持续扩大。截至目前,房地产新开工面积较 2021 年峰值下降超 75%。

中国本轮通缩的主要诱因,是资产泡沫破裂引发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增长的核心发动机转变为拖累因素实属必然,但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资本形成高度依赖债务驱动,因此投资领域的问题本质上是债务问题。

最后观察消费领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 2000 年代均值为 13.45%,2010 年代均值为 12.32%,步入 2020 年代后,社零增速大幅腰斩,均值仅为 3.8%。其中 2024、2025 年在国家消费补贴政策刺激下,社零增速也仅为 3.4% 与 3.7%;2026 年 1 至 2 月最新数据显示,社零同比增长 2.8%,较去年同期 4% 的增速进一步下滑,表明消费增速仍处于下探通道。按照这一趋势发展,未来社零增速逐步转为负值并非没有可能。

从微观消费数据来看,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6 年 1 月国内手机出货量 2286.6 万部,同比下降 16.1%;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6 年春节档总票房 57.52 亿元,同比下跌 40%,创下 2018 年以来最低水平。

由此可见,疫情之后国内投资崩塌、消费疲软,仅出口维持强势增长,相当于一匹健康的马匹拉动两匹病弱的马匹前行。这种畸形的增长模式,在地缘政治冲突与国际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持续发展极易陷入死亡螺旋与经济衰退困境。

简言之,若出口增长也出现停滞,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重要支撑。破解这一困局的核心路径,便是转变现有经济增长模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 2026 年 2 月发布的最新磋商报告中明确警告,中国经济体量庞大,仅依靠出口难以实现显著经济增长,必须从出口与投资导向型经济,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否则通货紧缩将长期延续。

换言之,中国若不摒弃重投资、弱消费的传统路径,必定会重蹈日本三十年经济停滞的弯路,且处于未富先老阶段的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会比日本更为严峻。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GDP 平减指数从 1995 年开始转负,持续至 2012 年才逐步好转,这一最艰难的时期内,日本实际产出持续增长,但商品销售总价持续下滑,相当于全社会处于 “勤奋却贫穷” 的状态,而这种困境正是通缩螺旋最可怕的影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前各类经济舆论均聚焦于内需不足问题,但中国经济的根源性问题并非内需不足,而是居民收入水平偏低。2025 年 11 月,经济学家刘元春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提出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核心问题。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如何提高居民消费率,通俗来讲就是如何推动中国居民增加消费支出。

2020 年数据显示,中国最终消费率为 54.3%,远低于发达国家 80% 的平均水平;最终消费率偏低的同时,居民消费率水平更低,同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 38.8%,低于全球 55% 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美国 68%、英国 64% 的水平。刘元春认为,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形成了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

从国民收入分配流程来看,企业生产商品创造 GDP,相当于全社会共同创造经济价值,随后居民、企业与政府三方参与初次分配。居民获得工资、奖金与财产性收入,企业获得利润与留存收益,政府获得生产税与国有资产收益。

数据显示,中国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 60.6%,较世界平均水平低 5.5 个百分点;企业部门占比 2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 5.6 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占比 14.7%,较世界平均水平高 0.1 个百分点。

部分观点认为政府初次分配占比仅 14.7%,并不具备 “强政府” 特征,但中国财政体系包含四本预算账目,一般公共预算负责税收管理、政府性基金预算负责土地出让与发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央企国企利润,社保预算则专款专用。

前三本财政账目支出合计占 GDP 比重高达 36%,而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仅 43% 左右,远低于美国 75%、日本 65% 的水平。这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中,中国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具备多次再分配的能力,这便是刘元春所指的强政府格局。

企业在初次分配中获得超额利润后,并未将利润用于提升员工薪酬,而是持续扩大再投资以创造更多利润。在早期招商引资阶段,企业的超额分配模式对外资具备较强吸引力,但当前中国已具备生产全球过半商品的产能,仍维持此类激进分配结构,必然会挤压居民消费空间。

典型案例便是宁德时代,据财新社报道,宁德时代市场占有率高达 39.2%,连续 9 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 至 2025 年,宁德时代母公司净利润涨幅超 60%,但企业人均薪酬在三年内下降 2.8 万元,平均每月减少 2000 元。

企业利润增速远高于员工薪资增速,是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普遍现象,资本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其在缺乏法律与工会约束的情况下,不会主动向员工让渡利润。强政府与富企业的分配格局叠加,形成了事实上的分配失衡,这也是内需不足的核心原因 —— 并非居民不愿消费,而是在分配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已被严重挤压。

疫情之后出口强势增长,形成 “一马拉两病马” 的增长格局,其中存在一个反直觉的问题:为何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出口规模反而持续走强?核心答案便是国内产能过剩。自 2025 年 4 月中美关税博弈升级以来,中国对美直接出口每月同比下降 20%-30%,2025 年底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商品中的份额降至约 7.5%,重回 2001 年入世前的水平。即便如此,中国出口仍实现逆势增长,主要依托对非洲、欧盟与东盟地区的出口扩张。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贸易顺差接近 1 万亿美元,2025 年进一步升至 1.2 万亿美元,同比大涨 20%,创下人类经济史上贸易顺差规模纪录。与出口暴涨形成对比的是,中国进口需求明显疲弱,2025 年进口同比仅增长 0.5%,剔除价格因素后进口需求近乎停滞。出口大幅增长、进口停滞不前的态势,表明中国具备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却难以消化自身生产的商品。

表面上看,中国降低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实现了出口市场多元化,但实际是通缩压力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推动出口量增长的同时,出口商品价格连续三年下降。价格下跌意味着部分商品通过第三国转运仍可盈利,另一部分商品则依靠低价换量,以低价策略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荣鼎咨询等机构对中国经济数据持审慎态度,其分析师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在连续十个季度通缩的情况下,仍保持 5% 的 GDP 增速。该机构在年度展望报告中测算,中国 2025 年实际 GDP 增速不足 3%,其中最终消费贡献 2 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 1.7 个百分点,投资则拖累经济增速 0.7 至 1.2 个百分点。按照这一测算,不足 3% 的经济增长中,净出口贡献占比超过一半,反映出国内内需疲软与产能过剩的程度远超市场预期。

汽车行业是产能过剩的典型案例,中汽协数据显示,2023 至 2025 年中国汽车销量从 3000 万辆左右攀升至 3440 万辆,但汽车零售总额始终维持在原有水平,核心原因是汽车制造业出厂价格指数长期低于 100,2024 年下跌 2.3%,2025 年全年再跌 2.8%。经测算,2023 年国产汽车平均售价 16.15 万元,2025 年降至 14.47 万元,三年间单车价格下降 1.68 万元,呈现出 “销量增长、营收停滞” 的行业困境。2026 年 1 至 2 月,中国出口增速同比暴涨 21.8%,其中汽车出口大涨 48.4%,但国内汽车销量下跌 23.1%。

更严峻的是,出口增长愈发依赖低价策略,通缩问题从国内经济矛盾演变为全球贸易摩擦诱因。“内需不足靠出口消化” 的模式,本质上是国内需求疲软、对外低价倾销的双重体现,产能过剩的核心依旧是居民收入不足与分配不均,属于新时代背景下的 “谷贱伤农”。通缩环境下,商品贬值的同时,劳动力价值也会随之缩水,形成人才通缩现象。

2026 年 3 月财新封面报道显示,截至 2024 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口已突破 2.4 亿;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4》数据,2023 年灵活就业人口为 2 亿,意味着一年内灵活就业人口新增 4000 万。2.4 亿灵活就业人口的规模,相当于在 2024 年末 4.73 亿城镇就业人员中,占比达到半数,若将灵活就业定义为临时性零工,即每两名城镇就业人员中就有一人从事零工工作。

灵活就业人口暴涨的首要原因,是企业生存环境恶化,企业为实现降本增效,更倾向于采用零工用工模式。以餐饮行业为例,10% 的岗位采用兼职小时工,便可降低 20%-30% 的人工成本。此外,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3.2 年降至当前的 2.5 年,用工周期同步缩短。第二个原因是平台经济的兴起,为灵活就业提供了载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与网络主播三类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达 8400 万,其中 30 岁以下人员占比近 60%。

对个人而言,30 岁前的灵活就业或许带有一定的自由属性,但 30 岁之后,灵活就业仅能作为维持生存的选择。调查数据显示,超七成网约车司机因失业进入该行业,其中半数以上司机为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年轻人毕业后从事外卖行业、中年人失业后选择网约车工作,企业为降本增效持续扩大临时工用工规模,各方基于生存需求的选择,共同推高了灵活就业规模,表明通缩压力已从消费降级演变为社会生存危机。

智联招聘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灵活就业者担忧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不足。平台经济贡献了 17% 的城镇就业,却引发了 32% 的劳资纠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日均工作时长远超全职员工,但受劳务派遣制度影响,多数从业者与平台企业实现身份隔离,仅被认定为灵活就业人员,面临收入偏低、保障缺失、无刚性兜底的困境。

2026 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指出部分企业将劳务派遣作为常规用工方式,背离了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立法初衷,损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企业为控制成本不愿承担用工保障责任,政府为减轻兜底责任放松劳动监察执法,最终劳动者需自行承担全部保障责任,形成制度性的用工失衡。灵活就业的统计标准更为宽松,每周工作一小时即可认定为灵活就业,呈现出 “就业形式灵活,就业保障缺失” 的特征,也印证了 “泡沫破灭,灵活就业” 的社会现实。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产业园、基础设施与房地产投资曾被视为经济增长的 “救火队”,但本轮通缩周期中,投资拉动效应已然失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速在 2000 年代均值为 22.5%,2010 年代均值 12.9%,2020 年代降至 2.6%;2025 年第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急转直下,全年下降 3.8%,出现二十余年来首次负增长。

荣鼎咨询认为,2025 年投资对 GDP 增速形成 0.7 至 1.2 个百分点的拖累,而官方统计显示投资贡献 0.9 个百分点,二者存在近两个百分点的差异。荣鼎分析师解释称,2022 至 2025 年中国实际 GDP 数据整体高估约 11%,其中大部分为投资数据高估,意味着投资实际下滑早有显现,当前大幅下滑是对过往数据的修正。

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却仍被高估,核心原因是政府需要通过投资实现化债、稳杠杆,同时维持财政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叙事逻辑。土地财政曾是地方财政的核心收入来源,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与举债融资形成循环,推动房价与债务规模同步攀升。房地产泡沫破裂后,这一循环彻底崩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2025 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 4.15 万亿元,较 2021 年 8.7 万亿元的峰值腰斩;同年地方政府发行债券 10.29 万亿元,其中 3 万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本金,1.9 万亿元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2025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 5.66 万亿元,占 GDP 比重约 4%,叠加政府性基金预算后,总赤字率高达 9%,达到国际警戒线的三倍。2026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赤字率与债务规模与 2025 年基本持平,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地方政府在分税制体系下,中央集中大部分税收并通过转移支付调控地方,地方为维持运转以投资为名扩大建设,形成 “越投资越内卷,越内卷越过剩” 的循环,本质上是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内卷,通缩也随之成为权力与资源配置失衡的通缩。

2025 年 11 月第一财经报道,反内卷政策并非简单推动商品涨价,而是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扫清障碍,具体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禁止违规补贴与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强化产品与服务质量监管,保障消费者权益;三是推动企业破产重组与去产能,依托资本市场盘活存量资产;四是从严开展反垄断执法。反内卷政策表面治理恶性价格竞争,深层目标是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减轻财政包袱,反垄断执法也成为治理通缩的重要手段。

央行金融数据显示,截至 2025 年末居民存款总额突破 166 万亿元,而 2019 年这一数字仅为 82 万亿元,疫情六年间居民新增存款 84 万亿元,增量规模超过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总和。民众大规模储蓄并非不愿消费,而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防御性储蓄需求。刘元春认为,政府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偏低,是抑制居民消费的核心因素。

以欧盟为例,18 个欧盟国家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为 0.443,纳入社保收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下降 40% 至 0.29;而中国社保支出仅能使基尼系数下降 12.3%,在收入分配调节领域的效果仅为欧盟的四分之一。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迫使居民通过储蓄应对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而个体节俭行为汇聚成社会共识后,便形成经济学上的 “节俭悖论”,推动宏观经济进入下行螺旋。

提振消费的核心路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尤其是提升保障性收入,即经济发展模式从 “投资于物” 转向 “投资于人”,将资金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社会保障领域。中国分配制度的核心矛盾之一是城乡发展差距,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表示,城乡之间应仅有功能差异,无发展高低之分,但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两大矛盾:一是城乡权利不对等,户籍制度绑定教育、社保资源,农村土地与宅基地缺乏变现渠道,农民工虽进城务工却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二是城市化进程导致农业竞争力下降,农业占 GDP 比重 6% 与国际接轨,但农业就业人口占比接近 30%,人均产出偏低、行业竞争激烈。

破解城乡差距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内卷,IMF 指出,提高社会支出尤其是农村社保支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中期内可推动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提升 3 个百分点。野村证券陆挺建议,未来五年核心改革是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当前 1.8 亿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仅 240 元,难以保障基本生活,背后还涉及 3 亿农民工群体。其具体建议为:三年内将农村养老金提升至每月 500 元,财政每年新增支出 5500 亿元;七年内提升至每月 800 元,财政每年新增支出 1.2 万亿元;十年内提升至每月 1000 元,财政每年新增支出 1.6 万亿元。

2024、2025 年农村养老金仅分别上调 20 元,最低标准每月仅 143 元。2026 年两会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呼吁将农村养老金提升至 500-1000 元,但政策落地后仅小幅上调 20 元,农村社保保障水平仍处于低位。

IMF、经合组织、荣鼎咨询等国际机构均建议,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走出通缩的必要条件。实现这一转型需依托货币宽松与财政刺激两大政策工具。从货币政策来看,2026 年 2 月新增住户贷款减少 6507 亿元,创下历史最低值,其中短期贷款减少 4693 亿元,房贷相关中长期贷款减少 1815 亿元,同样为历史最低水平。居民信贷持续萎缩,表明市场实际利率仍处于偏高区间,但央行自 2025 年 5 月下调 10 个基点 LPR 后,已连续 10 个月维持 1 年期 LPR3%、5 年期 LPR3.5% 的水平,货币政策操作相对审慎,未能快速扭转通缩预期。

从财政刺激来看,社零增速持续低于 GDP 增速,反映出供需之间存在缺口,需通过消费刺激填补缺口。刘元春测算,2020 至 2024 年每年平均消费缺口达 6 个百分点,对应规模约 2.9 万亿元,累计缺口 13 万亿元;而以旧换新等消费补贴政策,每年仅能撬动约 2 万亿元消费,刺激力度明显不足。2024 年消费补贴规模 1500 亿元,2025 年升至 3000 亿元,2026 年回落至 2500 亿元,补贴力度波动影响消费增速,且补贴政策存在提前透支未来购买力的隐患,本质上仍是通过需求补贴助力供给侧去产能。

从消费结构来看,中国居民商品消费占 GDP 比重 21.7%,与美国 22.1% 的水平基本持平,但服务消费占 GDP 比重仅 17.9%,较美国 45.8% 的水平低 27.9 个百分点,呈现商品消费偏强、服务消费偏弱的格局。消费补贴多集中于汽车、家电等商品领域,未覆盖医疗、教育、文旅等服务消费,而服务消费提升恰恰依赖结构性改革。

刘元春建议,短期可推行消费刺激政策,中长期需落实收入分配改革,筑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核心措施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将国企利润更多分配至居民部门,推动政府从投资型向服务型转型。但 2026 年财政资金分配显示,消费领域补贴 2500 亿元,投资领域除中央预算内投资 7550 亿元外,还安排 8000 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领域资金支持仅为投资领域的三分之一,供给侧政策权重仍远高于需求侧。

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狭窄的通道》中提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国家具备维持秩序的强大能力,同时社会拥有约束国家权力的足够力量,二者相互制衡才能实现发展。而当前中国社会与公权力之间存在力量失衡,官僚体系在供给侧改革中形成路径依赖,缺乏内部纠错机制,难以主动推动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

反内卷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减轻财政包袱,在通缩治理中则成为托举 CPI 数据的工具。2026 年 1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 2025 年十大反内卷典型案例,涵盖货拉拉、光伏行业、外卖平台、新能源车企等领域;同月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反内卷通知,设定不同里程机票最低价格标准。2026 年 2 月,肯德基、麦当劳等连锁餐饮下调补贴、上调零售价格,库迪、瑞幸等咖啡品牌取消部分 9.9 元低价单品;3 月,北京市场监管部门约谈多家平台企业,要求落实反内卷整改;《经济日报》文章指出,核心 CPI 回升趋势被外卖价格战拖累,外卖行业恶性竞争需得到遏制。

政策层面一边刺激消费、一边推行反内卷涨价,忽视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强行维持商品服务价格会进一步压缩有效需求,阻碍货币流通效率,如同 “烧锅炉却堵塞烟囱”,最终导致经济运行活力下降。从通缩定义来看,通缩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货币购买力上升,通过行政手段抬升物价、抑制货币购买力,便可在数据层面实现通胀,但这一方式并未解决居民收入不足的根本问题。

除反内卷政策外,中国自 2025 年第四季度起加大经济复苏宣传力度,强化市场预期管理。《求是》杂志发表文章强调,需持续做好稳预期工作,兼顾价格管理与预期引导,通过政策宣传塑造积极市场预期。此类调控方式成本较低,同时可回避深层次的系统性改革。野村证券发布报告上调 2026 年中国通胀预测,将全年 CPI 预测从 0.4% 上调至 0.6%,PPI 预测从下降 0.2% 上调至增长 1%,预计 PPI 同比增速 2026 年第二季度转正。

野村上调通胀预测的原因有四点:一是 2026 年春节 CPI 涨幅表现良好;二是反内卷政策推高 PPI 与核心 CPI;三是国际地缘冲突引发油价上涨,带来输入型通胀;四是 2026 年 CPI 权重五年调整,居住与服务类权重提升推高数据。这意味着中国 2026 年或实现再通胀,但通胀动力并非民生改善,而是输入型与行政型通胀叠加,民众需承担更高的生活成本,为经济走出通缩买单。

通缩问题的核心逻辑在于,价格管理无法解决需求不足问题,需求的核心支撑是居民收入;预期管理无法提振市场信心,信心的基础是稳定的收入预期与社会保障。唯有尊重经济规律、聚焦居民收入提升,才能实现经济真正复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青年灵活就业规模庞大、中年群体债务压力偏高、政府财政收紧的局面,通缩问题已从经济领域延伸至社会领域。行政性涨价无法破解根本矛盾,一个负责任的经济体,应着眼于长远发展,通过深层次改革避免大规模社会困境。经济调控需立足民生根本,而非仅追求数据层面的通缩缓解,唯有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完善保障体系,才能真正走出通缩螺旋,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复苏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