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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个多月，欧洲乱成一锅粥。看起来突然，实则必然。

当汽车抛锚，我们会第一时间检查引擎故障；同理，如果欧洲出现大规模 “抛锚”，那就要审视作为欧洲经济引擎的德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欧洲智库 GIS 报告曾发布文章指出，德国工业正在快速萎缩：德国当前工业产值基本和 2005 年处于同一水平，二十多年时间里工业生产近乎零增长。种种迹象表明，德国经济确实遭遇严重困境。

该智库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判断：德国每经历一次危机之后，努力复苏的结果都比危机前更为糟糕。而正是这个独特的现象，让浑水报告决定从独特视角来解读西方衰败的原因。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注意到“德国越努力对抗危机结果就越糟糕”的欧洲智库，并没有挖掘出德国困境的根本症结。该智库将德国的衰落归结为三点：能源成本上涨、监管负担加重、全球环境变化，认为三者共同侵蚀德国固有的工业模式，以至于复苏力度逐次走弱，经济扩张转为停滞，经济停滞滑向衰退。浑水报告认为，该智库只说出了现象，而非本质。

表层原因解释不了德国的自我削弱

第一，能源成本上涨

能源成本飙升，是外界普遍认定的德国经济走弱的核心诱因。背后的事件大家都很熟悉：德国推行激进的绿色转型政策，逐步关停国内核电站；在能源供给层面，刻意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面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态度也十分冷淡。

但有一个核心问题很少被追问：德国为什么会做出这类看似 “自废武功” 的政策选择？搞清楚做出此类决策的底层动因，才能找到解开谜题的钥匙。

第二，监管负担加重

报告提到，持续走高的合规成本、冗长的项目审批流程、繁杂的上报要求，叠加监管政策摇摆的不确定性，大幅削弱了德国对工业资本的吸引力，工业竞争力随之逐步下滑。

面对这个问题同样要追问：是什么推动德国形成这套严重官僚主义、自高自大、傲慢自负的治理模式，以至于宁愿损伤自身产业竞争力，依旧维持这套高负担监管体系？而这份智库报告同样没有触及根源。

第三，全球环境变化

很多普通读者对 “全球环境变化” 这个表述会感到晦涩，该智库的意思是：全球格局发生改变，新兴工业大国不断崛起，德国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持续被稀释。简而言之：竞争不过中国。

这套逻辑相当于把德国竞争力下滑归咎于外部竞争者变强。就好比学生成绩退步，不去反思自身问题，反而怪别的同学太努力。所以，这个解释依旧回避了德国自身竞争力萎缩的内在根源。

对此，浑水报告给出德国衰败的核心症结：西方式民主！

拨开各类外部因素，德国衰落最核心的根源，其实就是两个字：民主！更准确地说是西方的票选民主制度。这不仅造成德国国力逐步滑坡，也让这个国家为了讨好选民犯下诸多错误，尤其导致对外姿态日趋强硬，俄德关系风险不断抬升，甚至存在把整个欧洲拖入重大危机的可能。

讨好选民，这意味着民粹主义。不理性、肤浅、激进、急功好利是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

从那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谈起：德国每经历一场重大危机，后续发展就会再下一个台阶。它的衰落起点可以追溯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德国经济；紧接着俄乌冲突爆发，德国深度入局，成为乌克兰最大援助国。五年时间过去，德国错失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革命窗口，本国引以为傲的汽车工业元气大伤。

2008 金融危机、疫情危机、俄乌冲突，面对三次重大危机，德国出台的应对举措非但没有化解矛盾，反而持续放大原有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移民危机。但站在欧盟的叙事框架内，移民问题并不被定性为危机，反而是值得骄傲的道德标签。如今，欧洲不少城市社会治安恶化，很难跟灾难性的大规模民脱开干系。

德国、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衰落，其根源都指向西方式选票民主。它们骄傲的恰好是它们倒霉的，因此他们很难走出“毒苹果困境”。

2008 金融危机之前，德国工业和经济持续扩张，社会整体生活水平较高，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有限。但当美国次贷危机的外溢冲击传导到德国之后，社会不满情绪滋生，大量选民希望更换执政者，此时，西方式选举机制就开始展现出不正常的活力。

首先发生的，就是竞选逻辑发生扭曲：谁的道德口号更动听、承诺的福利更丰厚、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烈、表演姿态更离谱——谁就更容易收割选票。这是危险的选秀而非选贤。

德国本身因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社会层面对核电心存戒备，福岛核事故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在此背景下，主张全面弃核的绿党顺势崛起，蹦床运动员出身且缺乏执政经验的代表人物出任德国外长，对俄罗斯采取高度强硬对抗立场，借着道德叙事，收获大量民意支持。而其他政治力量为争夺选票，只能进一步加码激进类似立场。直到孵化出如今的德国班子：德国成为乌克兰最大援助方，重新推进本国军事化建设，整个欧洲被笼罩在前所未有的战争风险之下。

选民不想要战争，但选民喜欢强硬的领导者。逻辑撕裂，但决定选举结果。

这就形成了一个难以打破的闭环： 选民追捧道德叙事，政客就争相输出高调道德口号； 选民向往高福利、低税负，候选人就抛出不切实际的福利许诺，上台之后大举举债兑现承诺，把债务包袱留给下一代，直到最后的接盘侠难以为继； 选民期待对外强硬，鼓吹对抗、拒绝妥协的政客就会获得上台机会，埋下战争的隐患。

选民们，当然、是的——很快就会发现执政者专业能力不足，现实生活每况愈下。可在下一轮选举种，他们依旧会投票给擅长口号营销、画福利大饼、宣扬强硬姿态的候选人。于是，死循环。

把国家治理完全交付给选票政治，本质上等于把治国权柄交给肤浅且不诚实的表演型政客手中。绝大多数普通选民并不钻研具体的治理方案，缺少系统的治理认知，更容易被口号和空头承诺打动。最终，业余政客裹挟国家走向对抗，摧毁原本安稳的社会生活。

这就解释了过去 20 年，德国工业停滞、国力下滑，同时对外愈发危险的底层逻辑。选票选举给了一批擅长借危机造势、许下虚假承诺、缺乏责任感的表演型政客登台的机会。每一次危机过后，虚假承诺带来的都是更糟糕的局面。网络舆论民间情绪愈发强硬，政客们的人设打扮就越是强硬，包括在外交关系上强硬，这难道不是引发国际矛盾或激化战争的原因吗？

回望历史，如果一战之后德国社会没有弥漫对战败的怨恨情绪，希特勒也很难凭借选举登上舞台并引爆二战。放到当下，如果德国社会把那时的情绪复制一遍，德国政客又如何不死撑乌克兰并寄希望于俄罗斯的垮掉呢？人们对待历史问题的基本规律，往往是不吸取历史教训。

不止德国，这套制度困境在诸多西方国家都有体现。以色列纠结于二战的苦难记忆，如今转化成对周边国家的持续冲突、对加沙地区的无情杀戮；日本纠结于战败情结，曾导致三岛由纪夫那样的剖腹丑剧，如今又演变为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那些危险激进的日本政客，同样是选票选出。

战争，选民们不喜欢战争，但选民们成就了战争。

选票民主一定程度确实能够降低内战爆发概率，前提是选举落败方接受结果实现权力轮换。可这样的概率也越来越低了，经济有挑战，选举有猫腻，波兰的司法政变只是新一轮多米诺骨牌的开始。而美国的懂王也做好了在中期选举失败后成为“否决先生”——否决议会的每一项提案。

但有可能规避内战的这套选票民主制度，却无法规避对外战争。当选民被民族情绪裹挟敌视邻国时，战争隐患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绝大多数乌克兰民众当年支持泽连斯基，迎来的不是和平；连立陶宛这样的迷你国家，也在试图加入北约跟俄罗斯的军事对抗。

那个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希特勒——拥有极具煽动性的演讲能力。看看当下的西方选举作秀，看看那些口若悬河的竞选政客们——难道没在复刻这套煽动手段吗？希特勒的标志性动作是举起一只小手，如今，疯狂的美洲政客举起了电锯。接下来，西方政客要举起什么才能赢得选票？

如你所知，选票是可以用金钱来影响的，金钱可以转化为铺天盖地的宣传，打造出一个个政治上的超级网红，而粉丝对网红的素质真的有要求吗？粉丝的钞票跟选票是理性行为的体现吗？

既然金钱可以影响宣传、宣传可以打造超级红人、那是不是说，金钱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命运？而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是哪些国家？那些国家的钱财属于国家还是私人？如果私人野心无限膨胀，会不会用金钱来影响世界？会不会要求其他国家搞所谓的民主？

所以，西方挂在嘴上的“民主”、“自由”、“共同价值观”之类的——如果这些是好东西，西方凭什么向外免费输送、甚至花钱强塞？我说那是精神鸦片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加限制，鸦片的市场是更大还是更小？如果对明明有害的东西放任自流，它的市场是更大还是更小？普通民众真的有能力把有害的东西给以禁止吗？那么，当人人拿着一张选票的时候，是不是每人一杆烟枪？

选民在竞选集会上的疯狂，是正常的精神表现吗？

手握旷世资本的人，是希望国家权力把财富分给百姓，还是为己所用？是希望用金钱去搞宣传、进而控制选民意志跟国家权力，还是认真学习社会发展理论，从哲学与科学的高度去为众生谋福利呢？

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并非不存在，并且恰好从德国写出关键的篇章，的今天的德国，有人记得他吗？人们要选票，而不是要那本巨著的任何一页纸，因为哪怕看两行字也会头疼，而在集会上大喊大叫，却十分过瘾。所以，他们的孩子们也懒得看书本了，也对着父母大喊大叫了，也开始直呼父母的名字了，快乐教育让他们更快乐吗？

《纽约时报》刚发表的文章讨论了“美国人正在失去什么”，答案是“失去曾经拥有的东西！”也就是曾经很巴适的生活。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中产阶级难以负担生活必需品”——那可是年家庭收入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的中产家庭，中产以下可想而知。

那么，这已经不是德国的问题了，也不再是美国的问题了，甚至都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了。而是，那只被称西方美化为“民主”的苹果——美味——以及“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