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广东一大学生因三证不全者被关入收容所，工作人员吩咐收容者的头头：“半个小时以后，狠狠地打！不要打头，不要打出血，打死也没事。”不久，他又被另一名工作人员用警棍殴打。 孙志刚刚来到广州不到20天，工作和生活都还没完全稳定下来，为了节省房租，他和几个同事一起合租了一个小房子，日子虽然紧张，但他觉得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 那天晚上，他正准备去附近网吧上网，这时一辆警车缓缓停在了他的身旁，叫住了他：“身份证，暂住证带了吗？” 孙志刚一愣，手忙脚乱地翻着口袋，突然意识到身份证忘在了家里，暂住证还没办好。他解释道：“不好意思，身份证在家，我是刚来广州工作的，暂住证还在办。” 但对方没有理他的解释，将他带上了车，孙志刚有些慌了，他赶紧问：“我朋友就在附近，我打个电话让他送过来行吗？” 可对方冷冷地说：“没有证件就是‘三无人员’……” 孙志刚的同事和朋友很快得知了消息，他们急忙带来了他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明，希望能让他早点出来，但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孙志刚坐在审讯室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安，他并不是什么“三无人员”，为什么会被这样对待？但他的质疑和解释似乎都没有任何作用。 他第二天就被送到了收容遣送所，那时候的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实行了20多年，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管理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但在实际执行中，很多无辜的外来务工人员也经常被当作“三无人员”收容。 孙志刚刚到收容所时，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他想着身份一旦核实清楚，应该很快就能出去。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他不仅没能走出去，反而一步步走向了死亡。 后来他被送到了救治站，虽然名字叫“救治站”，但这里并不是救人治病的地方，而是收容遣送制度的延伸。 所谓的“护工”不过是毫无护理资质的临时工，他们对待收治人员的态度极其恶劣，常常动辄打骂，这些人根本没有把收治人员当作病人，而是当作囚犯甚至奴隶来对待。 孙志刚的噩梦从他被分配到201房间开始，护工乔燕琴是这里的“头儿”，她对收治人员的生杀予夺大权在握。 孙志刚因为被莫名其妙关进来便大声向乔燕琴抱怨，甚至试图表明自己不是“三无人员”，希望她能帮忙联系外界。 但乔燕琴觉得孙志刚太“闹”，决定给他一个“教训”，“你们收拾收拾，这个小子太吵，送到206房间去，让那边的人好好‘照顾’他。”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可以用“人间炼狱”来形容，孙志刚拼命挣扎试图求饶，但那几个人根本不听，反而打得更加起劲。 有人用脚踩在他的背上，还有人跳起来，狠狠地踩在他的胸口。孙志刚疼得大声喊叫，但房间的门紧闭着，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他的呼救声。 孙志刚几次昏过去又被泼醒，身上的伤痕越来越多，甚至血肉模糊。这样的暴力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孙志刚已经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再也动不了。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发现孙志刚已经失去了意识，她赶紧叫来了医生，但为时已晚。 孙志刚的家人赶到广州后，看到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背部、腿部、臀部等多处都有明显的外伤，他们心如刀割，立即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关于孙志刚案的深度报道，详细揭露了孙志刚在收治站内遭受非人待遇的真相，迅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一个有工作、有身份证的大学生，会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送进收容所？为什么在一个以“救助”为名的地方，会发生如此残忍的暴力事件？ 相关涉案人员立即被立案调查，孙志刚案的审判让那些暴徒和失职的警员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直接推动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2003年8月1日，新法正式实施，强调了救助的自愿性，取消了强制收容措施，从根本上杜绝了类似孙志刚案的悲剧再次发生。 （来自 夏雨，范常林，任明艳编著. 案例法理学[M].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