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成功用一句话治好了一个同志的失眠症，原来，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本来心态就不好，犯错之后更加心态不行了，经常性陷入焦虑、惶恐中。 某日，在听到隔壁房子里的人说他闲话后，他整晚失眠，当晚，他想了很久，觉得只有跟毛泽东说道这些事，问题才有可能被解决。当然，到这里，他更多的是想让毛泽东帮他“整治”说他闲话的人，而非其他。 第二天，他顶着两个很大的黑眼圈跑去找毛泽东了。见面后，他就哭丧着脸把事情的前后左右都说清楚了。毛泽东意识到：‘有问题的，并不是被他控诉的人，而正是他这个提出问题的人。’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判断，也是因为他对这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知情的。他当下就明白了：这位同志是自己犯了错，还不高兴别人说他。对付这种同志，狠狠批评一顿效果并不好，因为他们本来就有情绪问题，若批评一顿只怕什么傻事都能做出来，说不定回去后拿根绳子直接上吊自杀了。 意识到这点后，毛泽东决定：用改变他认知的方式去帮他。毛泽东明白，这位同志已经因为他人的闲话而无法正常工作、生活了。而他之所以会如此，归根到底是因为：经历得太少了，或者说“太顺了”，根本没受过挫折。 对付这种经历太少的人，直戳戳地指出他们“经历太少”的事实，显然扎心，毕竟，他们心情本来已经非常不好了。所以，要帮助他们，必须得绕到反面，直接教他们应对挫折的办法。 用换位思考的方式理清楚这一层之后，毛泽东便已确定：要帮助他，必须得让他的认知由“弱者认知”“受害者认知”，转化为“强者认知”“赎罪认知（意识到自己是施加伤害者）”，于是，他道： “你的错误相当大，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摘自《教员传》） 这位同志听了这话后当即就怔住了，他没想到：毛泽东并不替自己解决问题（授人予鱼），而是直接给了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授人以渔）。震惊之余，他也越发佩服毛泽东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既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确有问题（毕竟自己确实犯了大错），又没有让他觉得羞愧难当，同时，还教他如何“靠自己”去对付隔壁说他闲话的人和所有说他闲话的人。 到此，这位同志也明白自己真正的问题，不在隔壁邻居那儿，所以就算他“解决了”隔壁邻居，也会有其他人说他闲话，难道自己来一个解决一个？他真正的问题在自己身上。 恍然大悟的同志，用满怀感激的眼神看向毛泽东。回去后，他听了毛泽东的建议一心“照常工作”，仅仅几个月后，人们真的就不再讲他了，他的失眠也被治好了。 毛泽东擅长用三言两语解决人们的问题，他之所以具备这样的能力，显然并非天生，而是因为：他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 光说被人说闲话这事，在他那里都不算事，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是被人一路骂过来的。他一生光是“大落”，而且是党内的“大落”就有三次。 第一落是1931年11月，他任红四军总前委书记，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错误批判，这轮被批判后，他失去了在红四军里“党的领导权”，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 第二落是1932年10月，这次他“大落”，是因为后方中央局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他们对毛泽东的策略横加指责，还将他的军事指挥权也解除了。 第三落是1934年1月，这一次是因为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显然，毛泽东的理念与李德不符，他不仅被架空，再次失掉了领导权，还被无情批判，他们批判他的话极其狠辣，他们还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指责他“顽固对抗中央”等。 被“削职为民”的4年，正是毛泽东从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年的四年，他除了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还极其困难，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他患上了严重疟疾，若非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及时相救，他很可能早就死了。 被“削职为民”的年月里，毛泽东一切以大局为重，组织安排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忍辱负重中他一直忘我地工作着，直到一切再度柳暗花明…… 如此毛泽东，向那位求助的同志给出“照常工作，就不会有人讲你了”的建议，实是必然。他给出的，表面是建议，实际他的经验和教训。如此建议，安有不能解决问题之理？ 不得不说，伟人之所以是伟人，从来是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