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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这里是北境翁，今天来给大家聊一下高市早苗如今面临的困境。2026年10月27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国会释放了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高市早苗正在协调出席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日方还表示，要认真看待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希望把中日关系建设得更加稳定。问题是，高市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并没有消失，为什么现在又把对华沟通摆到了重要位置？

答案恐怕不只在外交层面，麻生太郎领导的派阀被曝出巨额政治资金问题，高市本人也有多项政治资金争议需要解释。一个是她重要的党内支撑，一个是她自己的政治风险。当这两条线同时承压，深圳峰会对高市而言，就不只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行程了。

麻生手里的60张牌

要看懂麻生这场风波，先看他在高市政权里的分量。2025年10月4日自民党总裁选举决选前，麻生要求派内议员把票投给党员票领先者，实际有利于高市。

高市当选后，麻生出任自民党副总裁。2026年2月众院选举后，麻生派新增18人，达到约60人。其他派阀在此前黑金风波后相继解散，麻生派成为自民党内唯一保留的派阀。对高市来说，这60人能影响党内人事与协调。

麻烦在于，持牌者自己也被资金问题缠住。2026年10月9日，《周刊文春》披露，麻生的资金管理团体在2006—2019年间，向一家与六本木会员制沙龙同址的运营公司支付政治资金103次，累计7931万日元，名目多为“会合费”。

10月29日发行的11月5日号又依据18年政治资金收支报告统计，麻生派累计收入约30亿日元，其中约20亿来自筹款派对。麻生事务所称，派阀依照相关法律处理资金，麻生会继续履职。

这两组数字必须分开，约8000万日元是特定运营公司的累计支出，约30亿和20亿日元则是麻生派收入及派对收入，不能相加，更不能把全部派对收入直接称为违法黑金。

但政治争议不只看有没有判决，也看资金用途能否讲清楚。其他派阀在黑金风波后解散，麻生派却继续存在并扩张，如今又被追问资金流向，公众自然会问，改革到底改了什么？

在我看来，高市最难处理的不是麻生派会不会解散，而是她离不开麻生的组织资源，却难以与麻生的争议切割。靠山仍有实力，不代表没有代价；60名议员能提供支持，却不能消除公众对资金透明度的质疑。

高市自己的政治账本

麻生的资金问题是高市的政治负担，高市自己的资金争议则更直接。2024年8月26日，高市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举区支部收到一家注册资本1亿日元企业捐款1000万日元，超过750万日元的年度上限250万日元。

高市方面解释为误判企业规模，超额部分已返还。2025年12月4日，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仍向奈良地检提出控告，控告对象包括高市、支部会计负责人及企业相关人员。

更值得关注的是210万日元记账争议，2021年7月和2022年8月，高市相关政治团体举办筹款活动。2026年6月3日，上胁教授向奈良地检控告，指相关团体把企业高管购买宴会券的收入登记为个人捐款，合计210万日元。

控告方认为，这可能让购买者取得捐款税收优惠。6月25日相关消息公开后，高市事务所称政治资金依法处理，并表示尚未看到控告材料。

这件事比一般政治口水更敏感。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第25条对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行为规定最高5年拘禁刑或100万日元罚金。

若检方查明并依法认定，相关责任就不只是道歉或辞职。控告不等于起诉，更不等于定罪，最终仍须由司法程序判断；但刑事控告已让高市面对更直接的法律压力。

另外两条争议也受到关注，2026年1月28日，《周刊文春》称，旧统一教会友好团体及相关人员曾在2012年和2019年购买高市方面筹款派对券，合计约10万日元。

高市在2月24日及3月12日国会答辩中称，事务所没有找到相关购买记录。2026年2月24日，高市还承认向315名自民党当选众议员赠送目录礼品，每人约3万日元，总额约945万日元；她称资金来自政党支部，认为合法。3月3日，她表示今后会谨慎处理。

这些不是同一种法律问题，更不能一概写成已坐实的犯罪。但它们指向同一个政治难题，资金是否透明，规则是否一视同仁，首相能否用账目消除疑问。一次失误可以解释，多条争议却很难靠一句“依法处理”自动消失。

不过，高市内阁并未出现支持率崩盘。11月1日JNN民调显示，内阁支持率64.9%，较前次上升1.9个百分点；不支持率32.5%，下降1.4个百分点。

争议正在累积压力，却不等于政权即将垮台。高市真正需要防范的，是党内支持、公众信任和法律风险进一步叠加。

深圳APEC，成了高市的窗口

外交信号值得琢磨，2026年10月27日，茂木敏充在参议院表示，高市正在协调出席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的APEC领导人会议；是否与中方领导举行双边会谈仍在研究，并未敲定。

茂木还称，日本必须认真看待中日四个政治文件，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希望通过沟通构建稳定关系。这不是没有现实利益支撑的姿态，日本外务省数据显示，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约44.2万亿日元，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占日本出口总额17.6%、进口总额22.5%。

日本企业离不开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关系长期紧张，成本终会传导到订单、投资预期与产业链。因此，高市争取对华沟通，既可能是面对国内政治压力时寻找外交成果，也有经济利益驱动。

对她来说，APEC既是沟通场合，也是向日本财界释放信号的机会。但到深圳露面，不会让国内资金问题自动翻篇，更不意味着中日分歧会因一张合影消失。

中国的态度很明确

中方对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已经给出清楚信号，2026年10月27日，中方向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遗属致唁电。

其中提到福田在任期间同中方签署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并希望日本当政者珍视老一辈政治家的努力，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维护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改善关系，必须回到双方确认的原则上。

1972年联合声明明确写明，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但高市在2025年11月7日国会答辩中，把台湾有事与日本可能认定“存立危机事态”、进而行使集体自卫权联系起来。

11月10日又称相关答辩符合日本政府既有见解，不打算撤回。日方如今再说中国是“重要邻国”，就必须让政策经得起检验。

这就很值得琢磨了，日本希望中国给沟通机会，却不能一边要求关系稳定，一边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摩擦。

中方坚持原则，不是拒绝对话，而是不能让首脑会晤成为日本国内政治压力的临时出口。真正有诚意，就应把四个政治文件落实到行动，而不是只在峰会前说几句友好话。

结语

麻生派的资金争议，让高市的重要党内支撑承受信誉考验；她自身的政治资金问题，又使舆论压力与法律风险交织。深圳APEC成为争取外交空间的窗口，却不是逃避国内责任的出口。

接下来要看的，不只是高市能否到深圳、能否与中方领导人会晤，更是日本能否在台湾问题和四个政治文件上拿出行动。

中国欢迎平等沟通，但不会为日本内政困局牺牲原则。这才是峰会之后检验日方诚意的真正标准，也是中日关系能否稳住的关键。

信源：高市早苗就违规收受捐款道歉

信源：派阀政治滋生乱象，日本自民党再曝政治资金丑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