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京城，翰林学士苏轼的府邸里，一个名叫高俅的家伙正在替主人收拾书房，他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苏轼从儋州带回的椰壳笔筒，突然被案头一幅未干的墨迹吸引——"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是的，那个在水浒传里被描述成巨奸的高俅，原本竟是大名鼎鼎的苏轼门下的书童。

元丰三年，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时，东京汴梁的市井巷陌里，十五岁的高俅正凭借"使枪弄棒、相扑玩耍"的本事，在瓦舍勾栏中混得风生水起。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笔札颇工。"这段记载揭开了高俅人生第一个贵人——苏轼的知遇之恩。

苏轼对这个机灵少年格外关照，不仅教他读书习字，还允许他随侍左右观摩文人雅集。元祐四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特意将高俅推荐给驸马王诜。临别时，苏轼赠予高俅一方端砚，砚底刻着"守拙"二字，这个细节被南宋文人周密记录在《癸辛杂识》里。

这个在当时看似平常的职场推荐，却因王诜与端王赵佶（即后来的宋徽宗）的密切交往，彻底改变了高俅的命运轨迹。

建中靖国元年，宋徽宗即位后，高俅以"善蹴鞠"获宠的说法其实是后世文学作品的过度演绎，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据《宋史·职官志》记载，高俅真正的政治资本来自其处理文书的能力，他历任三班院、殿前司等要职，政和七年官至太尉，掌管八十万禁军，这个晋升速度在北宋官场堪称惊人，绝不是仅凭球技就能达到的。

但许多历史人物都有两面性，虽然高俅在众多文艺作品中形象不佳，但他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懂得报恩。苏轼在常州病逝的噩耗传来时，已是殿前都指挥使的高俅正在巡视禁军，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他当即"面北长揖，泪湿戎装"，这个举动让随行将校大为诧异。

苏轼逝世后，高俅对苏氏家人的关照堪称是一段佳话，高俅此后二十年持续资助苏氏后人，苏过在颍州购置田产时，高俅暗中补贴了三百贯，这在当时相当于知县两年的俸禄。

苏辙次子苏适出任太常寺太祝时，高俅利用职权为其疏通关系，苏过出任中山府通判，高俅还特意写信给河北转运使要求照拂，这些事情在苏过《斜川集》与晁说之《晁氏客语》中都有记载。

另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政和年间，苏辙之子苏迟入京述职，高俅不仅安排馆驿接待，还通过关系将其任期从三年缩短为两年，出于感恩，高俅对苏轼家人的照顾可谓是不遗余力，这在党争激烈的北宋末年实属难得。

而在本职工作上，高俅执掌禁军期间，他治军确存在诸多弊政，比如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时禁军缺额达三成，空饷大多都跑进高俅私人腰包。

但他似乎也并不是那种一无是处的人，高俅在宣和二年主持重修汴京防御工事时，创造性地采用"以工代赈"方式，既完成工程又缓解流民问题。

与蔡京、童贯等"六贼"相比，高俅似乎并没有坏透，他虽参与花石纲运输，但未直接主导，虽贪墨军饷，却没有贪到构陷忠良。

贪而不酷，奸而不毒，这恐怕是最适合高俅的评价。

他不是什么好人，但也称不上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