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的一天，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接到总理的电话，让他马上过去一趟。罗荣桓赶到西花厅时，总理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开一份授衔方案。

总理手里握着钢笔，目光在名单上一行一行看过去。他找到了其中一行，停了下来。对罗荣桓说，经和主席商量，这人不授衔。说完这句话，他拿起钢笔，在那行名字上轻轻划了一道线。笔尖划过纸面，三个字被一条墨痕盖住了。

那三个字是：张际春。

罗荣桓看清楚了划掉的名字。他没有说话。在全军高级将领里，没有人不知道张际春。

张际春为什么在授衔的最后关头被划掉名字？这件事要从头讲起。

张际春生于1900年，家乡是湖南宜章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父亲咬紧牙关供他念书。张际春后来考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接触到进步思想。

1926年11月，他在衡阳第三师范入党，介绍人是刘寅生和黄克诚。1928年，湘南起义爆发，张际春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后来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在江西宁冈砻市和主席领导的部队会师。张际春随部队上了井冈山。

上了井冈山之后，张际春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政治工作岗位。长征时期，他在红五军团做政治工作。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组织调他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抗大工作了整整五年。

抗大的学员们都记得一个细节。张际春经常到学员宿舍去转，看见谁的棉衣破了就记下来，让供给科帮忙补上。他知道谁家里遭了难、有了困难，也拿本子记着，想办法解决。有些学员年纪小，谈恋爱闹别扭，他也去管。他还在抗大促成过好几对战地夫妻。学员们当面叫他“张主任”，私下里叫他“老妈妈”。这个称呼从抗大传到了部队，一路跟着他。一个管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被大家叫成“老妈妈”，这件事听着新鲜。可凡是跟他共过事的人都清楚，这个叫法一点不夸张。

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担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前委的成员是：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陈赓、宋任穷、参谋长李达。

张际春在前委中的排序是刘伯承、邓小平之后，排在陈赓等人前面。陈赓是开国大将，战功显赫。张际春能排在陈赓前面，凭的是他在政治工作上的威望和组织协调能力。大军作战不光是前线指挥员的事。政治动员、部队纪律、俘虏政策、老百姓工作，这些全都归张际春负责。

刘伯承和邓小平在前方下决心，张际春在后方抓落实。二野千里跃进大别山那一段，部队消耗极大，士气一度低落。张际春日夜在各部队之间奔走，召集干部开会，又下到连队和战士一个一个谈话，硬是把人心稳住了。

有一件事很能看出张际春的为人。二野机关办过一次展览，工作人员布置照片墙时，把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三个人的照片并排挂在一起。张际春过来看展览，一眼看见了那面照片墙。他当场就叫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照片摘下来。

工作人员不理解，说您是首长，挂您的照片是应该的。张际春摆了摆手，讲了一句话：一座庙里能供几个菩萨？这话讲得很实在。他的意思是主帅是刘邓，自己不能并列。工作人员只好把照片取下来。这件事很快在二野机关传开了。

1954年初，中央下了一道调令：调张际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道调令意味着他要脱下穿了二十七年的军装，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

这个时候，军队内部已经在酝酿授衔的事情了。以张际春的资历来看，他在二野的职务排在陈赓前面，而陈赓后来授了大将军衔。张际春如果继续留在军中，上将军衔是稳的。

不少老战友来劝他，问他能不能和组织上说说，晚一点再走。哪怕等授完衔再转业也行。张际春不听这些劝说。他讲，组织定了的事哪能讨价还价。他的妻子也问过他，你真的不想要那个军衔吗？张际春回答了一句：有军衔当然好，没有也没关系。关键是工作得有人去做。在哪里干都是干革命。

1955年5月，张际春正式交卸了全部军职，到中宣部报到上班。他走的时候，连一套军装都没有留下做纪念。紧接着发生的事，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一幕了。

授衔名单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中央定下了一条硬性规定：授衔对象以当时编制内现任军队职务为准。1955年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正式颁布，明确了军衔评定的编制依据。

张际春已在1954年调离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按照条例规定，他不符合授衔条件。主席审阅名单时，在张际春的名字旁边批注了一行字：他已归地方工作，不符条例，拟不授衔。

这个决定不是针对张际春个人的。主席和总理都清楚张际春的战功和资历。正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才更不能开这个口子。张际春是二野前委的核心成员。如果给已经转业的张际春授了衔，其他转到地方去的军队干部怎么办？授还是不授？制度一旦被破例，后面就收不住了。

名单确定下来之后，总理把张际春叫到西花厅。总理没有绕弯子，开门见山问他：把你从授衔名单中撤下来，这件事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意见？张际春站直了身子，回答得很快：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我没有意见。总理看着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有你这句话，我放心。

这句话说完，这件事就算定下来了。张际春走出西花厅，照常回中宣部去上班。此后漫长的年月里，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谈话中对授衔这件事发过一句牢骚。

他后来对身边人讲过一句话：肩上多几颗星少几颗星又能怎么样？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才是最重要的。翻遍张际春留下的讲话、文章和信件，找不到一处提到授衔的地方，也看不出任何不平的意思。他是真的把这件事放下了。

到了中宣部之后，张际春分管文教工作。一个当年管过千军万马的人，现在跑学校、搞调研、听汇报，管的是教师待遇和教材编写。很多人替他感到委屈。他自己不觉得。他去基层调研，从来不提前打招呼，也不许搞迎送。

有一次，张际春去重庆西南革命大学做报告。主办单位安排了吉普车和警卫人员。他看到以后，当场让车和警卫都回去，自己拉着秘书去挤公交车。秘书劝他，说这样不安全。他回了一句：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们是去给人家讲课，又不是去打仗。

还有一次，他去重庆市委办事。门口站岗的哨兵是新来的，不认识他，把他拦在了门外。张际春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就站在门外等着。那天太阳很大，他站了好一阵子，一直到里面有人出来迎接。

哨兵这才知道自己拦下的是个大领导，吓得脸都白了。事后重庆市委要处分这个哨兵。张际春坚决不同意。他讲：他坚持原则，站好自己的岗，有什么错？

对自己要求极严，对他人宽厚体谅。这就是张际春。

1966年之后，张际春受到冲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968年9月12日，张际春在北京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1979年1月24日，党中央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追悼会的规格很高，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亲自主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致悼词。

悼词中这样评价他：我党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邓小平站在会场里，面对张际春的遗像。他们两个人曾经是二野的老搭档，从太行山一直打到大西南，并肩作战好多年。当年二野前委的核心成员，到最后一枚将星也没有得到。可他的追悼会由中央副主席亲自主持。

历史给了张际春一个特殊的评价。他没有上将军衔，可二野的老兵们提起他还是叫他“张副政委”，语气里带着敬意。那些跟他共过事的人记住的不是他的军衔，而是他叫人摘掉自己照片时讲的那句话，是他挤公交车去讲课的背影，是他站在重庆市委门口烈日下等待的那一幕。

军衔是有形的东西，挂在肩上，别人看得见。张际春肩上没有星，可他做过的事，二野的兵记得，抗大的学员记得，跟他一起共事的老战友记得。一个人做过什么事，比他挂什么衔更重要。这是张际春用一辈子证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