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急匆匆冲进诊室：大夫，救救我的孩子。婴儿因为喘不过气，脸已经憋成酱紫色，可年轻的医生只能摇摇头，红着眼告诉家长：我救不了。 然后他转过身，不敢再看号啕大哭的母亲。 就这样，在母亲的痛哭声和医生的自责中，这个不到1岁的孩子，慢慢没了呼吸。 “你为什么不救我的孩子，你不是大夫吗？怎么能不会啊？” 很多年后，想起那个母亲悲痛地质问，这名获奖无数的医生还是觉得非常自责与后悔。 “孩子得的是白喉，当时还不到1岁，要想救命，只要切开被堵住的气管，现在看来，就是个小手 术，但在当时，没人给这么小的孩子开过刀，谁给麻醉？谁会给？我们都没有学过！不是不想救，是真的不会。” 医生的名字叫张金哲，此时的他刚当上大夫不久，对一个医生来说，没什么比看着生命在自己眼前一点点消失，可自己却什么也做不了更绝望的事了。 由于西方的恶意封锁，当时中国的医者不仅无法学习小儿插管麻醉技术，甚至连小儿医疗器械也很匮乏，所以现在许多人看来简单的白喉手术，在当时，是让他们束手无策的复杂病症。 但这次事件对于张金哲的医者生涯，还仅仅是个开始，不久后，他就迎来了更大的难关。 1948年前后，一种名为“婴儿皮下坏疽”的病症在全国各地肆虐。 这种病的主要攻击对象是那些刚出生的婴儿，一旦感染，只要两三天，他们的后背皮下就会化脓，在当时的医术水平下，无论父母抱着多少希望祈求医生，都只能得到一句“对不起，我们做不到”。 在几乎100%的死亡率面前，这种苍白的道歉，让很多父母痛哭不已。 看着刚出生的婴儿一个接着一个离开人世，张金哲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夜晚：一个母亲抱着尚有余温的婴儿，面无表情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眼角带着还没有干透的泪痕。她将脸抵在孩子的额头上，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后背。 随着婴儿体温越来越冷，她突然冲到张金哲面前，绝望地质问：“你不是大夫吗？你为什么不会？” 想到这儿，张金哲不愿意坐以待毙，他决定要做点什么，改变这种被动的境况。 在复盘了大量病例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抢在感染大面积扩散前，切开患处、放出脓血，或许能救命。 他的这一想法遭到了所有同行的拒绝，因为在当时，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认为“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他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父母愿意把孩子交给他做实验。 医院不同意，家长不信任，就在张金哲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刚出生3天的女儿，也染上了皮下坏疽。 不试只能等死，试了就有希望！看着刚出生仅3天的女儿，张金哲把心一横：“我来给她开刀。” 对于张金哲而言，做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如果失败，他不但可能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可能会葬送女儿的生命。 可一旦成功，不仅能救活女儿，也能挽救千千万万个孩子的生命。 在他的坚持下，没人上前阻拦。 没有人知道，为女儿操刀时，他的压力究竟有多大，庆幸的是，他成功了。 不仅创造了我国第一例婴儿皮下坏疸成活记录，也证明了张金哲的“早期切开法”是可行的，他的做法在全国得到了推广，而婴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一下子降到5%以下。 1950年，为了更好的救治年幼的孩子，30岁的张金哲主动挑起重担，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小儿外科专业，成为中国小儿外科重要的创始人之一。 当时由于西方封锁，我们缺乏很多手术器械，于是他白天上班出诊，和同事研究医术，晚上一回家就钻进自己的书屋，钻研解决手术器械的难题。 在曾经那个一穷二白、孤立无援的年代，在这间仅有4平方米的书房里，张金哲用自己的努力与智慧，为新中国最年轻的一代，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要为他人打伞。为了不让其他国家的医生、父母和孩子，体会自己曾经求医时的无助和绝望。 他将自己辛苦研究出来的设计：张氏膜、张氏瓣、泵压器等50多种发明，全部免费提供给各国医者使用，一个专利都没有申请。 为感谢张金哲对小儿外科做出的巨大贡献，英国将“丹尼斯·布朗金奖”颁给了他，这是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被视为该领域的“诺贝尔奖”，他是第 一个获得这项奖的中国人。 2022年，张金哲因病逝世，享年102岁。而他最后的心愿，依旧和医学相关：捐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作为中国小儿外科界的灵魂人物，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自己年少时许下的承诺：“儿无痛，母不悲。”“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从医70多年，他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从死神手中夺回上万儿童的性命，不仅拯救了无数家庭，也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硬生生将中国儿科医学从无到有，从平地到高楼，为我国小儿外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活着的时候，他在自己的领域鞠躬尽瘁、砥砺深耕。告别世界的时候，他还要奉献自己，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倾尽最后一丝余力。 向张金哲院士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