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你以为“不劳动者不得食”，其实是“不服从者不得食”

“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古老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1937年，托洛茨基在《是一个工人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对苏联体制提出了激烈批判。而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在《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中引用了类似观点，指出“在只有唯一政府是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是在慢性饿死”。

“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一原则在苏联的历史中从未以明文法律形式存在，但在实践中，苏共政府作为几乎唯一的雇主和资源分配者，通过剥夺工作、教育、口粮配给等方式，对“不顺从者”进行了系统性惩罚。

苏联氢弹之父，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在文章《关于进步、和平共处与思想自由的反思》中警告核军备竞赛的灾难性后果，呼吁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随后，他就被克格勃全天候监视。1980年，萨哈罗夫被剥夺一切国家荣誉，流放到高尔基，不得与外界通信。他的妻子叶连娜·邦纳被吊销医生执照，禁止行医。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养老金停发。萨哈罗夫和妻子只得靠国际科学家的汇款和黑市交易买面包。

这不是个案。在苏联，自斯大林后，经济生存被系统性地武器化，成为压制异议，量化政治服从最有效、最隐蔽的手段。

工农的服从性测试

“他们死的时候……我连一块面包都分不到”

“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原则在《圣经》中的表述最早见于《帖撒罗尼迦后书》，“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一教导的核心是强调劳动的责任与尊严，反对懒惰和依赖他人。列宁曾将“不劳动者不得食”作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强调按劳分配。

1930年代，“按劳分配”被赋予政治内涵，劳动贡献的衡量标准不仅包括生产成果，还包括对党的忠诚度、政治觉悟等。这种转变使生存权与政治服从捆绑，拒绝加班或批评生产指标的人员，其工资可能被降至生存线以下。

1935年，苏联重要的工业中心高尔基市，纺织工厂长宣布了新的生产指标，他要求工人们必须提高产量30%。性格直率的女工玛利亚·彼得罗娃对此提出异议。她认为机器已经超负荷运转，且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再提高产量会出事故。然而，厂长打断了她的话。三天后，工厂党委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将玛利亚列入“不可靠分子”名单。工厂党委书记在报告中写道：“玛利亚·彼得罗娃多次发表消极言论，质疑党的政策，必须予以惩戒。”其后，玛利亚的家庭配给卡被降级，从“工人家庭”降为“不可靠分子家庭”。这意味着：她的家庭粮食配给减少50%，且全家不再享有每周200克肉类的配给。此外，她的孩子们再也喝不到加糖的茶。玛利亚的丈夫试图抗议，但工厂警告他：“再闹就连你的配给卡也降级！”

当年夏天，饥荒开始蔓延。玛利亚6岁的孩子伊万因长期缺乏蛋白质，患上水肿病，死于家中。随后，4岁的娜塔莎因坏血病，牙齿脱落，高烧不退去世。最后，2岁的米沙也在营养不良中停止了呼吸。玛利亚回忆：“他们死的时候，瘦得只剩骨头……我连一块面包都分不到。”

后来，玛利亚的丈夫因精神崩溃被送入精神病院。她本人被工厂开除，流落街头，靠捡拾垃圾为生。玛利亚的名字从未出现在官方档案中，就像无数被苏联体制吞噬的普通人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与玛利亚类似的事件，还有乌克兰的大饥荒事件。2008年乌克兰“大饥荒纪念馆”口述史项目中，农民尼古拉·阿瓦库姆茨的侄女讲述了一段往事。

1930年代初，强制集体化进程中，尼古拉·阿瓦库姆茨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并在村民大会上说：“我的祖辈耕种这片土地，我不会把它交给国家。”随后，克格勃地方分支将其定为“反革命富农分子”，将其家中粮食和牲畜被全部没收。而他本人也被禁止在集体农庄劳动，因此无法获得“劳动日”积分，无法领取口粮配给。尼古拉·阿瓦库姆茨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也被列入“富农家属”名单，被剥夺医疗和教育权利。1932–1933年大饥荒期间，全家因无粮可食，两个孩子饿死，妻子病饿而亡，尼古拉本人也于1934年被捕，死于西伯利亚劳改营。

苏联农业集体化之后，农民的收入与口粮分配依据“劳动日”计算。然而，这一制度被广泛用于政治控制。那些公开批评集体化的人，会被以各种理由，取消其粮食配额，并影响子女的入学或就业。乌克兰大饥荒期间，苏共政府甚至强征粮食，禁止农民离开灾区，将“不合作”的村庄列入“黑名单”，切断一切物资供应，许多村庄因此整村饿死。幸存者回忆，当时只要有人说“粮食都被运去城市了”，就会被内务部登记为“反革命宣传”，全家口粮立即停发。

这种机制不是偶然的饥饿，而是制度性惩罚：你若不服从，你和你的家人就不得食。

知识分子的“非人化”生存

“国家不惩罚你的思想，它惩罚你的胃”

在苏联，知识分子的生存高度依赖学校、研究所、出版社等，而这些单位均为国营单位。很多人一旦脱离这些单位，几乎无法生存。而苏共对异议者的打击要么是让你在体制的缝隙里窒息，要么是收回你最后的生存空间。

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苏联著名的人权活动家。1977年，她作为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创始成员，监督苏联履行《赫尔辛基协议》中的人权承诺，被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为“国家敌人”。柳德米拉的所有正式工作机会被切断，学术著作也被禁止出版。甚至她的丈夫还被警告不得为她提供经济支持。其后，柳德米拉的孩子还因母亲的“政治问题”被大学拒录，家庭陷入长期贫困。

后来，柳德米拉在回忆录《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史》中写道：“你不需要被关进监狱才能被摧毁。只要让你找不到工作，你的孩子上不了学，你的邻居不敢和你说话——饥饿和孤立会慢慢把你压垮”。

与柳德米拉类似的经历的还有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曾是二战英雄。1945年，他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对斯大林不敬，被克格勃截获，随即被逮捕判处8年劳改。在古拉格劳改营中，索尔仁尼琴的劳动与食物直接挂钩：每日完成100%定额，可得700克黑面包 + 一碗稀汤；完成80%，500克面包 + 半碗汤；低于70%，仅300克面包，无汤。

索尔仁尼琴因体弱常无法完成定额，多次濒临死亡。他后来在《古拉格群岛》中写道：“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挨饿，而是因为‘表现不佳’。国家不惩罚你的思想，它惩罚你的胃”。

1962年，获释后的索尔仁尼琴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揭露古拉格劳改营的真相，获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出版，轰动全国。但当他在1967年致信苏联作协，公开批评审查制度、要求废除政治监禁时，一切戛然而止。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作协开除他，稿费收入归零。

索尔仁尼琴不得不靠妻子的教师工资维持生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家切断了我所有的经济血管。我不再是作家，而是一个‘不存在的人’。”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苏联政府立即宣布：若他出国领奖，将被剥夺国籍并禁止回国。1974年，克格勃在他家中搜出《古拉格群岛》手稿，随即以“反苏宣传”罪逮捕，直接驱逐出境。

柳德米拉和索尔仁尼琴的案例清晰表明：一旦你表现出不服从，你的劳动无论多么杰出，都将不被承认，你的生存资源将被切断。

“社会寄生虫”法与内部档案

“只有国家承认的劳动才算数”

1969年，诗人亚历山大·金斯堡因编辑地下刊物《前进》被捕。他的“罪行”是收集并传播政治犯的审判记录。法庭上，检察官说他没有固定工作，靠朋友接济生活，是典型的社会寄生虫。对此，金斯堡反驳：“我每天写作十小时，记录真相，这难道不是劳动？”法官对此回复，只有国家承认的劳动才算数。

金斯堡后被判五年劳改。在劳改营，他每天必须砍够一立方米的木头才能领到黑面包。完不成定额，饭量减半。许多囚犯因此饿死。

1961年，苏联修订刑法，设立“社会寄生虫”罪，规定“有劳动能力而不从事社会有益劳动者”可被判刑，如强制劳动或送入劳教所等。该法律表面针对懒惰者，实则成为打击异议者等的工具。地下诗人、独立画家等群体由于很难有“正式工作”，常被视为“寄生虫”。“社会寄生虫”法从1961年实施起，超过百万名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信徒被以此罪名起诉。

1970年代，苏共的公开镇压减少，但经济控制依然严密。苏共政府通过“内部档案”记录每个人的“政治可靠性”，并将其与晋升、分房、出国、子女入学挂钩。

苏共的逻辑很简单：不按国家规定的方式劳动，你就不是劳动者，你就会被“内部档案”记录，你就不配享有劳动者的一切权利，包括食物。

当然，苏共的对不服从者的压制并不总能奏效。

1938年，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诗讽刺斯大林被捕，死于远东劳改营。他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被禁止在任何教育机构工作。娜杰日达不得不靠打零工、代课、帮人抄写文件维生，经常数日无食。1970年，她的回忆录《希望对抗希望》在西方出版。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学会了在饥饿中思考。他们以为饿肚子会让人屈服，但他们错了。饥饿让人清醒。我每天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我记得。”

苏共想让娜杰日达饿死、消失、被遗忘，但她用记忆和文字，把“不服从”变成了一种精神遗产。

“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残酷公式

“饥饿是最好的纪律工具”

在西伯利亚的科雷马劳改营，囚犯们知道一个残酷的公式：定额 = 生存；未完成定额 = 饥饿；连续三天未完成 = 死亡。

一名幸存者回忆：“我们挖金矿，每天必须挖两吨矿石。完成100%，给700克面包；完成80%，给500克；低于70%，只有200克和一碗水。第一天你还能走，第三天你就躺在雪地里，等着被拖去乱葬岗”。

这不是偶然的残酷，而是系统设计。古拉格的管理者明确表示：“饥饿是最好的纪律工具”。

苏联的“不服从者不得食”，其实是嵌入一套严密的制度。无论是影响就业、升迁的劳动档案，还是获取食物的配给卡，抑或是为打压异议者的“社会寄生虫”法，这套机制的运行，不依赖大规模暴力，而靠日常的、缓慢的、制度性的窒息。你不会被枪决，但你会被饿瘦；你不会被监禁，但你会被孤立；你不会被杀，但你会被抹去。

而反观这套机制，其目标其实就是制造“沉默的大多数”。而苏共也确实达成了自己的目标，在“不服从者不得食”的逻辑下，大多数人选择了服从。他们按时上班，不说错话，不读禁书，不交“危险”的朋友。于是，他们拿到了配给卡，吃得饱，住得暖，前途似乎光明。

但这种服从却也代价异常。一位退休教师在1992年回忆：“我教了四十年历史，每一节课都在说谎。我知道斯大林杀了数百万人，但我必须说‘伟大领袖’。我知道乌克兰饿死了几百万人，但我必须说‘自然灾害’。我吃得饱，住得暖，但我每天都在出卖自己的灵魂。我们以为我们在生存，其实我们一直在慢慢地，安静地，被制度化的谎言和饥饿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