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还在被窝里刷手机,手机屏幕上一条条短视频划过去,突然我妈的电话打进来,她那头乱糟糟的,我听见有人喊“快打120”,我妈的声音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抖:“你爸在菜市场摔了,嘴歪了,说不出话……”我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电话还没挂就往外跑,外套拉链都来不及拉。
赶到县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爸已经躺在抢救室的床上,眼睛半睁着,嘴巴歪向一边,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我站在门口腿发软。我妈坐在墙角,手背蹭着脸上的泪,看见我进来,她张了张嘴,没说话。一个年轻医生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张CT片子,说:“脑出血,基底节区,出血量大概三十毫升,家属过来一下。”
我跟我妈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说:“血目前是止住了,我们用了一些止血药,但是你们别以为止血就没事了。脑出血最怕的不是出血本身,是后面一系列并发症。并发症才是真正的考验。”我那时候根本听不进去,心里想的是:血止住了,那不就慢慢好了吗?医生看出我没当回事,又说:“别大意,这几天是最难熬的。”
那天晚上我守在病床边,我爸身上连着心电监护,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左手打着点滴,右手被护士用约束带绑在床栏上。他不舒服,不停地挣扎,眼睛瞪得很大,想说话,但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我妈在旁边抹眼泪,低声说:“你爸平时那么爱说话的人,一下变成这样……”我攥着他的手,他回握住我,劲很大,掐得我手指头都白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爸开始发烧,额头烫得吓人,被子底下全是汗。我赶紧按铃叫护士,护士拿了体温计一量,说39度2,然后转身跑了。没一会儿医生来了,翻翻眼皮,拿听诊器听了听肺部,皱起眉头说:“肺部有啰音,长期卧床的人最怕这个,痰排不出去就容易感染。”然后他开了药,说要用抗生素,还得加强翻身拍背。我妈问:“那要不要用退烧药?”医生说:“先用物理降温,头部放冰袋,腋窝大腿根擦酒精,退了最好,不退再用药。”
我们手忙脚乱地帮爸爸翻了个身,用毛巾蘸着温水擦他的背。他的皮肤又厚又皱,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仔细地看过他的身体。他的背上有一道旧疤,我记得那是他年轻时在工地被钢筋划的。我妈一边擦一边说:“你爸这辈子没享过福,好不容易你工作了,又赶上这事……”她说着说着说不下去了,擦到一半跑出病房去,站在走廊窗户边哭。我站在原地,手心里是我爸背上那道疤的触感,热得像烧红的铁。
医生说的并发症果然一个个来了。第三天开始,我爸的右边手脚完全不能动,左边也只是偶尔抽动一下。脑水肿的高峰期到了,他整天昏昏沉沉的,醒了就烦躁,双手乱抓,嘴里含含糊糊地骂人,听不太清楚,像是在骂工地上谁谁谁欠他钱。护士说这是脑水肿压迫脑组织引起的意识障碍,得用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我看见吊瓶里的药水一滴滴流进他身体,心里又急又怕。我爸这个人脾气倔,从来不肯认输,现在却像一条搁浅的鱼,躺在床上翻不了身。
那天半夜,他突然剧烈咳嗽起来,整张脸憋得紫红,喉咙里像是被什么堵住了。我按了床头铃,值班医生跑过来一看,说可能是痰堵住了气道,得吸痰。护士推来一台小机器,一根细管子从他嘴巴伸进去,他整个人立刻弓起来,发出干呕一样的声音,四肢抖得厉害。我妈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指甲掐进我肉里。那根管子抽出来,带出一团黄绿色的浓痰,我爸才缓过气,大口大口喘。我后背全是冷汗,心里猛地明白,原来止血真的只是第一步,这后面的每一步都像在鬼门关门口走钢丝。
更麻烦的事情还在后面。我爸开始出现应激性溃疡,胃管里引流出咖啡色的液体,护士说那是胃出血。医生加了几种药,说是保护胃黏膜的,暂时不能吃东西,靠营养液。我看着那一袋白色的营养液挂在床头上,一滴一滴往下走,忽然觉得这日子像被拉长了一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我妈白天黑夜守在医院,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陷下去,头发也白了不少。我让她回家睡一觉,她不肯,说:“回去我也睡不着,你爸这样,我放心不下。”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小时候家里的大山,现在成了一座需要人搀扶才能坐起来的山。我妈从来不是爱哭的人,但那天她坐在陪护椅上,突然说我:“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发烧,你爸背你去镇卫生院,半夜下着雨,他怕你淋着,把外套脱下来裹着你,自己光着膀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我鼻子酸得厉害,背过身去假装看药瓶。
第五天,医生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把我和我妈叫到走廊,压低声音说:“他现在又出现了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险,你们看他的左腿,比右腿肿了一圈。”我低头看,我爸的小腿确实肿得发光,皮肤绷得紧紧的。医生说:“局部血栓一旦脱落,可能引起肺栓塞,那种情况可能连抢救都来不及。”我妈一听就站不住了,扶着墙慢慢蹲下去。医生急说:“你们别慌,现在发现得早,我们会用抗凝药物,另外要给他穿戴气压泵,配合被动按摩,能预防。关键是要翻身,每两个小时翻一次,不能偷懒。”
那天下午,护士拿来一双巨大的白色充气脚套,套在我爸腿上,机器一开,脚套就一松一紧地挤压,像一双无形的手在按摩。我看着那只肿着的腿在机器的挤压下一颤一颤的,心里又酸又涩。我妈在旁边按照护士教的,隔一段时间就给我爸揉脚,揉完脚又给他揉手,一边揉一边念叨:“你快点好起来,好起来咱回老家,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红烧肉。”我爸毫无反应,眼珠子偶尔转一下,不知道听见没有。
并发症一个接一个,像打地鼠一样。第六天的时候,护士发现我爸的尾椎骨那块皮肤有点发红,说是压疮的早期表现,得马上处理。护士教我们垫气垫床,还拿来一种透明的敷料贴在发红的部位。我妈急得不行:“这好端端的怎么又烂了?”护士说:“皮肤长时间受压,局部缺血,如果不及时处理,会越烂越深,严重的能见到骨头。”我妈不敢再说什么,每半个小时就掀开被子看一看。有时候我也去看,那块红像一个警告,提醒我爸妈都老了。
最让人崩溃的是我爸的状态。他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他看到我会流眼泪,嘴角抽着,像要说什么,但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糊涂的时候就乱抓乱咬,有一次他甚至把胃管拔了出来,半袋营养液撒了一床,监护仪跟着尖叫。护士跑进来,一边重新插管一边训我们:“家属要看紧一点,鼻饲管脱出来重新插很受罪的,他这样会引起窒息。”我妈吓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儿地点头。我看着我爸被按在床上,眼角流下一滴泪,忽然觉得心里憋得慌,跑去水房,拧开水龙头,把脸埋在冷水里。
那时候我开始恨自己以前不懂事,总觉得爸妈还年轻,总觉得日子还长,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们会躺在病床上,连翻身都需要帮忙。我想起去年春节回家,我爸还跟我争遥控器,要看抗战剧,我偏要看球赛,最后他骂我一句“不懂事”,气呼呼地回屋睡觉。现在他安静地躺在这里,我再也没办法跟他争任何一个台了。
到了第八天,医生终于说情况有了一点好转。脑水肿的高峰期过去了,我爸的意识比之前清楚了一些,眼睛能跟着人移动了。医生查房的时候,用手指在他眼前晃:“老张,你认得我是谁吗?”我爸眼珠转了两下,嘴唇动了动,含糊地发出一个音,我们都没听懂,但医生笑了,说:“他认得我,他在骂我呢。”我妈一下子笑了,眼泪却出来了。我也笑了,笑完又觉得想哭。
但考验还没结束。感染还在反复,抗生素用了一轮又一轮,肺部CT复查显示炎症还没有完全吸收。我爸的右手右脚仍然不能动,左边倒是可以抬起来一点,他有时候会伸出左手去抓床边的护栏,抓得紧紧的,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搏斗。我问他:“爸,你想不想喝水?”他眨眨眼,我拿勺子舀一点点水润他嘴唇,他伸出舌头舔了舔,脸上露出一种委屈得像小孩子一样的表情。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动不动就吼我的父亲了,他变成了一个需要我照顾的婴儿。
住院第十三天,我爸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脑出血本身倒还好,最庆幸的是并发症都控制住了,肺部感染好转,胃出血停了,血栓也没形成,压疮没破皮。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康复期,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后遗症可能会伴随很久。”我问他:“爸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医生说:“神经功能恢复很慢,前三个月是关键期,但只要坚持康复训练,走路和说话都有希望。你们家属要多鼓励他。”
那天傍晚,我扶着我爸第一次从床上坐起来。他整个人摇摇晃晃,像一棵被风刮歪的老树。右手完全使不上力,只能用左手死死撑着床沿,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我妈站在旁边,两只手虚虚地张着,怕他摔。他坐了一分钟就说不了,让我放他躺下。躺下以后,他嘴里含含糊糊地说:“……费……费事……”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说的是“费事”。我在心里说,爸,你再难我也得让你站起来。
康复的日子比我预想的还要难。出院以后回到家里,我爸每天要做康复训练,先学坐,再学站,然后学走。他的右腿像一根木棍,根本抬不起来,每次迈步都是左腿先出去,右腿再拖过去。我扶着他的左边,我妈扶着他的右边,三人在客厅里一步一步挪。他脾气又上来了,走两步就烦了,挥着左手喊:“不练了!一辈子瘫了算了!”我妈就骂他:“你年轻时不是说工厂里你干最重的活吗?这点路就走不了了?”我爸被一激,又继续走。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吵吵闹闹的样子,忽然觉得这才是家,一个也不能少。
康复期间,我还带他回去复查过几次。神经科医生每次都要叮嘱:“血压要控制好,药不能停,情绪别太激动,饮食要清淡。另外,你们要留意他有没有头痛、恶心、手脚麻木加重的情况,一旦有,马上来医院。”我爸那时候血压忽高忽低,医生调整了好几次药,还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很多人以为脑出血出院就没事了,其实后续的并发症和复发风险才是长期的考验。你们家属辛苦,但一定要坚持。”我点点头,把医嘱一条条记在手机备忘录里。
我爸后来慢慢能说一些简单的词了,虽然发音含糊,但我们能听懂。他开始学会用左手吃饭,用左手拿遥控器,甚至用左手写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学生。他有时候会看着自己右手发呆,然后用左手去拍它,骂它:“不争气的东西。”我看到过好几次,心里疼得厉害,嘴上却笑着说:“爸,你左手这么能干,右手肯定嫉妒了,你多练练右手,它就听话了。”他听了,哼哼两声,又用左手去抓右手。
最难的是夜里。我爸会因为肌肉痉挛半夜抽筋,疼得叫出声。我跟我妈轮流守夜,一听到动静就爬起来,给他揉腿,用热毛巾敷,有时一弄就是一个多小时。我妈已经累得腰椎间盘突出了,但嘴上还说没事。有一次半夜,我听见我妈在小声喊我爸的名字,我走过去,看见她坐在床边,手里握着我爸的右手,一遍遍地揉,一边揉一边说:“你可千万别再出事了,你出事了我一个人怎么办……”我爸睡着了,听不见,但我站在门口听得很清楚。那天晚上我回房间以后,蒙着被子哭了很久。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转眼到了夏天,我爸已经能拄着拐杖走到楼下了。他最喜欢坐在小区花坛边看人下棋,虽然自己不能下了,但嘴里还会嚷嚷:“将军!蠢!”下棋的老头都看他一眼,他也不在意。我妈说:“你爸恢复了这张嘴,我就放心了。”我远远地看着他坐在那,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但至少还在阳光底下。
有一天傍晚,我下班回家,看见我爸在饭桌上用左手拿着笔画什么东西。我走过去一看,是一张歪歪扭扭的字条,上面写着:“谢谢你。”字迹像蚯蚓一样,但每一个笔画都用尽了力。他抬头看我,眼睛亮亮的,说:“这是……写给你妈的。”我转头喊我妈,我妈从厨房出来,看见那张字条,愣了一下,然后骂了一句:“糟老头子,写这么丑的字也好意思。”她说完就转身进了厨房,我看见她的肩膀在抖。我爸嘿嘿地笑了两声,又低头去画。
那天晚上我坐在地板上,翻着手机里那些住院期间拍的照片——我爸头上敷着冰袋的照片,腿上穿着气压泵的照片,鼻子里插着胃管的照片,还有他第一次坐起来时我和我妈扶着她的照片。看着看着,我又想起神经科医生那句话:“并发症才是考验。”当时我不懂,现在我太懂了。脑出血那一下,像一把刀突然捅进去,但真正要命的,是伤口感染、是血流不止、是后面一连串的溃烂和发炎。我爸挺过来了,我们一家也都挺过来了。
我妈后来跟我说,她在医院那阵子,想过最坏的结果。她说她甚至偷偷查了养老院的电话,想着如果我爸瘫了,她就陪他一起住养老院,不拖累我。我听得心里发酸,对她说:“妈,以后别说这种话,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也是一起扛的。”我妈没说话,过了好半天,她说:“你爸有你这样的儿子,是他的福气。”我摇摇头,心里想的是——我能有他这样的爹,才是我的福气。
我爸的右手到现在还是半废的状态,拿筷子拿不稳,穿衣服扣扣子要折腾半天。但他已经能拄着拐杖走二十多分钟,能自己上厕所,能说一些不太完整但能让家里人听懂的句子。医生说,这种恢复程度已经算是很好了,毕竟年纪不小,出血量也不算少。我爸每次听到医生夸他,就像个小孩一样得意,还会跟病友家属比划自己的左手:“看,我现在是左撇子。”别人都被他逗乐了。
有时候我去医院给他拿药,在神经内科病房走廊里,能看到一些刚得脑出血的病人,家属在旁边擦眼泪,医生一样会跟他们说:“出血止住了,但后面并发症才是难关。”我看着他们焦灼的神情,就像看到一个月前的自己。我没法多说什么,只是走过去,拍拍那个家属的肩,说:“去药店买一瓶氨溴索,咳嗽的时候化痰用的,听医生的。”那个人愣了一下,然后赶紧道谢。我心里说:你们也会熬过来的,只要不放弃。
现在我爸每天早晨会自己坐在阳台上,对着窗外的梧桐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报纸,练发音。我有时候在旁边听,他念得磕磕巴巴,但每个字都带着力气。念完一段,他回头问我:“怎么样?标准不?”我竖起大拇指:“比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还标准。”他就咧嘴笑,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床。我妈在旁边端着碗说:“行了行了,快吃饭,粥要凉了。”那碗粥是用破壁机打碎的山药糊糊,我爸最爱喝。
生活终于又变回平凡的样子,但又不那么平凡。以前我总觉得爸妈唠叨,嫌他们管东管西,现在我巴不得每天听他们吵几句。以前我觉得人生就是要挣大钱、闯天下,现在我才明白,一家人整整齐齐坐在一起吃顿饭,比什么都强。那些在病房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每一分钟都是煎熬,但正是那些煎熬让我懂了,活着本身就是一场硬仗,而爱,是我们唯一的弹药。
昨晚我爸又做噩梦了,半夜喊了一声我的名字。我跑过去,看见他满头是汗,眼睛睁着,但好像没醒。我握住他的左手,他慢慢安静下来,嘴里嘟囔了一句:“……没事……就是梦到又出血了……”我拍拍他的背:“爸,没事,你在家呢。”他缓了一会儿,重新睡着了。我坐在他床边,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天,心里想:以后的日子,我还要提防着那些看不见的并发症,还要陪着他做康复,还要替他盯着血压,这条路很长,但我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