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藏锋，露染血。大和九年（835年）的大明宫紫宸殿偏阁，烛火摇曳如鬼火，五十二岁的郑注捏着一方描金药盏，指尖的药粉簌簌落在盏中。他身着绯色宰相袍，领口却沾着不易察觉的墨痕——那是方才与李训草拟“甘露计”时，不慎蹭上的奏折残墨。药盏里的“安神汤”冒着热气，汤药表面的油花却映出殿外一闪而过的刀光，殿角宫人垂首而立，裙裾下的地面，已洇开一丝暗红的血迹，似在预示这场以“治病”为名的权术游戏，终将以血色收场。

郑注的一生，是一卷用医术铺就、却被权术焚毁的悲剧长卷，以药石为梯，以奇计为刃，以野心为火，在晚唐宦官专权的泥潭里，既上演了“江湖郎中登相位”的传奇，更以“甘露之变”的惨烈，写下了权力失衡的血泪注脚。他本是江湖游医，“以药术游四方，落魄无依，然善揣人意，多奇计”（《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早年在徐州时，因治好节度使李愬的“风疾”，得以进入藩镇幕府；后来凭借“能言善辩，洞悉人心”，结识了时任翰林学士的李训，两人一拍即合，借着唐文宗“欲除宦官”的心思，一步步靠近权力中枢。文宗因“患风疾，苦头重”，郑注以“针灸+汤药”为其缓解病痛，趁势进言“宦官专权乃国之痼疾，需用猛药除之”，渐获信任——从太仆卿到工部尚书，再到同平章事（宰相），他只用了三年，便完成了从“江湖医匠”到“帝国宰辅”的跨越，成了晚唐政坛最惊人的“逆袭者”。可这份“逆袭”，从一开始就裹着权术的毒。他为攀附权贵，曾为宦官王守澄“调制春药”，助其固宠；为铲除异己，罗织罪名构陷宰相宋申锡，致其被贬至死；为掌控军权，主动请求前往凤翔任节度使，意图“拥兵为外援，配合李训在长安发难”——从医人到“医国”，他始终将“术”置于“道”之上，把医术的“精准”变成了权术的“狠辣”。长安大明宫的政治重量，注定了“甘露之变”是一场“以卵击石”的豪赌，而郑注的急功近利，让这场豪赌最终变成了屠场。晚唐的大明宫，早已不是帝王集权的象征——自安史之乱后，宦官掌控神策军，“立君、废君、杀君如儿戏”，文宗即位后，已有两位兄长死于宦官之手，朝廷大臣多为宦官亲信，长安的街巷里，连孩童都传唱“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歌谣，讽刺宦官专权。郑注与李训深知，要除宦官，必须“出其不意”，遂定下“甘露计”：谎称大明宫左金吾卫庭院的石榴树上降“甘露”（祥瑞之兆），诱使宦官头目仇士良、鱼弘志前往查看，再由埋伏的甲士将其斩杀，随后肃清所有宦官。可他们低估了宦官的警惕，也高估了自身的掌控力。当仇士良在左金吾卫庭院中，见“幕下有兵甲声，又闻风吹幕布，见甲士影”，顿时惊觉上当，连夜率神策军关闭宫门，展开疯狂反扑——大明宫的宫门紧闭如铁牢，神策军的刀斧劈开宰相府的门扉，朝堂上的百官来不及反应，便成了刀下亡魂。《资治通鉴》载这场变乱“死者数千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连宫女、宦官凡与郑注、李训有牵连者，皆被诛杀，长安城内“百司逃散，市人惊扰，奔走出城”。彼时郑注正率凤翔兵赶往长安，行至扶风便听闻计划败露，随即被宦官派来的追兵斩杀，尸体被“枭首于长安市，百姓争啖其肉”——那个曾以医术救人的郎中，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乱臣贼子”。

郑注的悲剧，从来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权力失控的必然”。他以为“医术能精准控病，权术便能精准控局”，却忘了“医人需对症下药，医国需制度根基”——晚唐的沉疴，早已不是“杀几个宦官”就能治愈的，宦官专权的背后，是皇权衰落、藩镇割据、官僚腐败的系统性危机。他与李训既没有争取藩镇的支持，也没有安抚朝中的中立势力，更没有掌控神策军的兵权，仅凭一场仓促的“鸿门宴”，便想颠覆数十年的宦官势力，无异于“以刀割痈疽，却未防毒血攻心”。更讽刺的是，他一生以“奇计”立足，最终却败于“算计不周”：他没想到仇士良会提前察觉埋伏，没想到神策军会如此迅速地反扑，更没想到自己的“盟友”李训，会在变乱中只顾自身逃亡，将他弃之不顾。权力的游戏里，他既是玩家，也是棋子，当棋局失控时，便成了最先被丢弃的弃子。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历史典籍中翻阅“甘露之变”的血色记载，在廉政教育基地看到“权力监督”的警示展板，在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中强调“依法治国、防止权力滥用”时，仍能清晰触摸到郑注“权术覆庙堂”的悲剧温度。他留下的，从来不止一段晚唐乱局的记忆，更是一则“权力无监督必致灾难”的深刻教训——这则教训，在当代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中，愈发闪耀着警示光芒。

如今，我们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划定权力的边界，避免如郑注般“权力越界而失控”；我们完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体系，织密权力监督的网络，防止“少数人专权”的再现；我们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调“任何权力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从制度根源上杜绝“以术代法”的危险——这些实践，都是对郑注悲剧的最好回应，也是民族复兴路上“长治久安”的必然选择。大明宫的烛火早已熄灭，郑注的药盏也已湮没在历史尘埃里，但他用权术与鲜血写下的教训，却如一面镜子，永远映照着“权力与监督”的永恒命题。它提醒我们：民族复兴的道路，不仅需要“锐意进取”的勇气，更需要“制度约束”的清醒；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权术”凌驾于“规则”之上，不能让“野心”吞噬“理智”，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甘露之变”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