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分散风险”“中国+1”是跨国企业会议室里最时髦的词,谁把订单和产线从中国挪走得快,谁就显得有远见。几年下来,账本逐渐摊开。
无论是在华销售的鞋服品牌,还是把组装线搬到东南亚的电脑厂商,都发现中国市场和中国制造的分量,远比当初估算的要重。
2021年春天,美国以涉疆问题为由对中国实施制裁,在华经营的西方服装和鞋履品牌随即陷入两难。人权活动人士等方面以所谓新疆“强迫劳动”为由,向H&M、耐克等品牌施压,要求它们不使用相关产品。
美方还提出“种族灭绝”指控。这些都是美方及相关人士的单方面说法,并非经过核实的事实,中方明确否认并予以回击。
英国《金融时报》驻美国、负责中美事务的记者德米特里·塞瓦斯托普洛当时介绍,一些美国企业过去曾在官网发表声明,批评所谓新疆“强迫劳动”。这些旧声明被重新翻出后,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上出现了针对相关品牌的民族情绪。
按他的理解,其中的意思是中国消费者不应购买批评中国涉疆问题的西方企业的鞋服。他认为,中国市场体量巨大,相关企业因此进退两难。
企业如何应对?塞瓦斯托普洛点名了两家公司,它们本身知名度不高,旗下品牌却家喻户晓。
威富集团拥有北面、添柏岚等品牌,大约两周前,其官网还挂着一份把“强迫劳动”与新疆联系起来的声明。耐克、H&M在中国遭遇抵制后,这份声明似乎被撤下,官网改为两份独立声明,一份谈新疆,一份谈强迫劳动,两者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
他向威富集团求证,对方只说政策没有改变。他多次追问为何撤下原页面,公司便不再回应。
旗下拥有卡尔文·克莱恩、汤米·希尔费格的PVH集团做法类似,官网上对新疆“强迫劳动”“深感不安”的表述已被删除。卡尔文·克莱恩的推特账号过去曾转发支持这份声明,如今点开链接,只显示“页面未找到”。
塞瓦斯托普洛形容,这些企业是在“把头埋进沙子里”。
按他的分析,企业不敢公开表态,是因为清楚一旦开口就会在中国受到冲击,来自中国市场的利润会大幅缩水,而这块利润对许多大企业至关重要。另一头,美方立场强硬。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任内已将新疆局势定性为“种族灭绝”,拜登政府的国务院又在2020年度人权报告中沿用这一说法,使之成为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美方的下一步同样让企业不安。塞瓦斯托普洛认为,眼下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行动,鼓励企业就此表态,以及如何与国会配合。
当时国会正在酝酿立法,拟要求企业证明其供应链中没有使用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这些只是美方的立场和计划,尚未成为已实施的措施,却已足以让跨国品牌夹在华盛顿的政治压力与中国市场的现实利益之间。
这一次企业为何格外为难?塞瓦斯托普洛把时间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末。
那时中国市场相对全球经济体量很小,企业即便觉得无法在华经营或与中国开展贸易,影响也不大。如今情况完全不同。
中国更加自信,不再轻易接受西方的批评。更关键的是,中国市场已经非常庞大,耐克、H&M、卡尔文·克莱恩等许多西方零售企业,相当一部分利润都来自这里。
压力还不只来自政治。他指出,这些品牌同时面对中国本土品牌的竞争,后者已开始威胁它们在中国市场的地位。
一边是对外表态的政治风险,一边是本土对手的步步紧逼,西方企业由此陷入“钳形夹击”,可能失去的东西很多,利害关系极高。消费品牌的尴尬,只是跨国企业重新掂量中国分量的一个侧面。
制造端的转向更加直观。2025年8月,华硕还向投资人表示,销往美国的主板和电脑,九成以上的产量已转到泰国、越南和印尼。
一年多后,《日经亚洲》10月28日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说法称,惠普、华硕、宏碁正把部分电脑产能从泰国、越南调回中国,全球排名第三的戴尔也在评估是否跟进。2023年曾大举外迁笔记本产能的惠普,这次也在回调名单上。
当初出走,算的是关税和工资。2018年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关税一轮轮加码,疫情又让国际物流几度卡壳。可这笔账漏算了AI。
存储芯片大厂把先进产能优先用于AI数据中心服务器,普通市场的供给随之紧张。据集邦咨询测算,一台主流笔记本中,处理器、内存和存储合计占零部件成本的比重,已从2025年一季度的约45%升至今年三季度的约68%。
成本压力直接写进了财报。惠普2026财年第三财季,个人系统业务收入约117.7亿美元,同比增长18%,电脑销量却下滑16%,这块业务的营业利润率只剩4.6%。
财报发布当天,惠普股价盘后下跌约10%。IDC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全球电脑出货量同比减少20.1%,惠普出货量下滑30.9%,市场份额从一年前的19.1%缩至16.5%。
回到中国,省钱的关键在供应链。据日经报道,惠普、华硕、宏碁已在美国以外销售的部分笔记本上,采用了长鑫存储的内存。
华勤技术、龙旗科技频繁拜访客户,立讯精密与六联智能合资的LuxPC已接到惠普、戴尔、华硕的订单。反观越南,今年前8个月进口电脑、电子产品及零部件近1620亿美元,中国是其最大进口来源地。
零件运过去组装再转运欧美,多绕的这一程,在成本吃紧时就成了负担。
这种配套能力是一年年积累起来的。十几年前,惠普把笔记本项目落在重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厂和大批配套企业随后跟进,重庆一度做到全球每三台笔记本就有一台在当地下线。
当然,这次调回的只是部分产能,各家并未公开放弃“中国+1”,戴尔仍在评估阶段,关税和地缘方面的考量也还摆在桌面上。
从鞋服品牌悄悄撤下涉疆声明,到电脑厂商把产线往回调,两条线索指向同一个现实:中国既是许多跨国企业不可或缺的利润来源,也是难以替代的制造基地。在外部政治压力、本土品牌竞争和成本上涨的多重夹击下,“说走就走”的代价正在显现。
厂房可以搬,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和几十年积累的制造底子却搬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