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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发文:新型黑恶势力为何换上合法外衣?


文 |无羽

本文为深度观点解读,仅供交流学习


近年来,有些犯罪团伙“脱胎换骨”,一改往日的粗暴气息,换上一身“合身”的合法外衣,在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兴风作浪。

从琳琅满目的公司注册,到网络平台维权、投诉,到无人机拍摄敲诈,每一环节都步步为营。

世道人心变了吗?执法监管又该如何对这种新型犯罪实现精准打击?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试着揭开现代黑恶势力那层迷惑视线的“合法外套”。

三层外衣:看不见的软暴力

当一家公司迎来了陌生的“记者”,带着齐全的公章、红章介绍信和“采编人员”名单时,往往很难察觉到这背后的风险。

早在2026年9月,辽宁阜新就出现过这样的案例,一个叫肖某某的人注册了多家新媒体文化传媒公司,他们冒充北京期刊记者,穿梭于本地的硅砂、铸造企业之间。

作案方式很简单,先是伪造证件,再以企业扬尘污染为由威胁曝光,用软暴力索要钱财。

在朝阳市,另一名葛某某自2020年起如法炮制。他们将空壳公司注册得有模有样,搜集所谓“违规”线索,恶意举报、威胁曝光,以撤销举报之名行勒索之实。

这些公司表面光鲜,有办公地址和营业执照,企业主坐下交谈时,常常被对方递来的“名片”所迷惑,丝毫没有联想到这是犯罪分子的惯用手段。

不过,空壳公司只是“合法外衣”的第一道防线,更具迷惑性的伪装往往出现在紧贴社会热点的角色上。

这一类犯罪团伙,学会了把普通人的关注点变成自己的免罪牌。

浙江绍兴的郭某浩团伙,专盯连锁超市,在餐食中故意混入异物,再用所谓“消费者维权”的名义发起投诉,要求高额赔偿。

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李某明,则假借舆论监督之名,连续举报企业污染,逼得企业和个人不得不花钱了事。

广东广州的韦某还在招工、劳务圈套中玩出新花样,通过招工APP、微信群聚集“工人”,短期务工后找各种借口要钱,遇到不配合的直接阻挠施工。

为什么这些套路能屡屡得手?原因就在于这些犯罪分子善于包装自己,每一件事情都披上了“正当”外衣。

维权、监督、劳务,这些词在社会认知里都是被认可的,只是一些人把这 “路线”从正义演变成了图利的工具。

他们组团反复出现在各行各业,看起来像在为消费者、员工争权益,实则用模式化话术重复上演敲诈。

专挑监管盲区、执法缝隙钻空子,使得普通人和企业主很难第一时间看清对方的真实目的。

今天的黑恶势力不再是街头的打手,而是善于推销“服务”、能写舆论稿、会玩网络账号矩阵。对于监管者来说,这无疑增加了识别难度。

那技术进步和平台发展,又如何被这些犯罪团伙“一层层加厚”自己的伪装?

数字时代:犯罪模式的“云端升级”

随着网络和信息化的发展,黑恶势力的作案手法有了质的变化。浙江日报在分析公安部近年来典型案例时曾总结过,传统的“圈地称霸”已被“云端纠集”所替代。

从人员组织到业务分工,很多犯罪团伙不再需要现场见面,可以通过远程沟通、线上操作,把所有流程都搬到网络上。

嘉兴的赵某套路贷团伙就是典型。他们注册多个贷款中介公司,在网络平台假冒银行信贷部引流客户。

一旦借款发放,即收取高额押金,还会有意识地制造违约、克扣资金。等受害人发觉不对,团伙成员便开启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辱骂威胁。

初步统计,受害人达到一千三百余人,涉案金额高达一千六百余万元。

山东德州的舆情敲诈团伙,把线上线下无缝衔接到极致。

这个团伙分工明确:飞手负责用无人机拍摄养殖场,专挑雨后取景,把高空中的积水拍成“污染”证据,一次拍摄就能拿到两三百元。

有互联网新闻从业经验的人专门“润色”文案,把标题写得术语满满,拉足影响力。

账号矩阵负责发布负面内容,最后用多种收款渠道洗白赃款。他们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跨省流窜作案,敲诈对象涵盖五省二十二市,涉及公司两百余家。

这种流水线作案方式,让犯罪的边界变得模糊。受害人看到的是正常投诉、负面舆情报道,很难怀疑背后是有组织的恶势力。

仅在今年7月,这样的团伙就被打掉了一批批。人民日报的评论也点出了平台环节的漏洞——核验疏松、投诉处理缺乏合规流程、调解机制滞后,都让黑恶势力有了可乘之机。

大数据时代,为啥犯罪团伙能如此巧妙地利用每一个“系统bug”来达成自己的利益?背后是不是也说明治理方式到了该升级的时候?

模式识别:从拳头管到治理链

新型黑恶势力以模式化作案令人防不胜防,给执法带来新挑战。软暴力手法一旦“穿衣戴帽”,犯罪实效需要反复叠加才能显现,零散的证据成了办案的最大难点。

公安系统清楚地认识到,传统意义上的“拳头”不再是主要识别依据,“合法外衣”才是庞大黑恶团伙赖以生存的根本。

2026年11月13日,公安部公布的新型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中,执法难题尤其突出。

普通人看见的只是一次贷款合同、一份用工协议、一条负面评价,但执法机关要想查明背后的串联作案,需要依靠多重判定标准。

两高两部针对软暴力刑事案件的新意见提出了“两个足以”:只要足以让人感到恐惧,足以对财产安全和人身自由构成威胁,就需要重视。

广东政法网将涉黑涉恶组织的三大特征总结得很明确。

一看团队分工,是否有招募、培训、分成机制;二看是否善用软暴力,比如组织水军刷差评、恶意举报等套路;三看行业性,是否批量面向一整个行业或领域操作。

只有三者结合,才能拉开团伙敲诈与零星个体维权的本质区别。

现在,各地执法部门针对新型黑恶势力,已经展开治理创新。湖北公安推出了“恶意索赔投诉模式、套路贷特征”一整套工作指引,帮助基层民警科学分析案情。

河南焦作完善数据整合、跨领域执法研判,破获了全国首例涉医美领域的新型网络黑恶案件。

广西梧州则用上了智能比对模型,把12337举报、12345投诉单据、网络舆情和异常经营数据统筹入库,不看单条“投诉”,着重研判“模式”。

三个月专项斗争,线索量暴涨至前七个月的16倍,成案率高达100%。

平台层面的治理同样在发力。国家12315平台调取全部历史数据,筛查出24人涉嫌恶意索赔,涉及七千余家经营主体,综合移送公安多达三百余条线索。

2025年,全国警方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84个、恶势力犯罪团伙2127个,正是依靠升级识别机制,从过去“看拳头暴力”转向“整体犯罪链条”研判才取得的成效。

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在复杂的信息流中自保?每天遇到的合同、招工、投诉看似普普通通,怎样才能识别那些话术和套路正是黑恶势力的“标准动作”?

小结

在这个智能、规范、信息化加速发展的社会里,犯罪分子的伪装也跟着升级,只剩一句“看得见的未必是真的”。

每个普通人都要懂得,不是哪个说自己是维权记者、平台监督员就真的可靠,更应关注同一套“套路”在不同对象上不断“复用”的手法。

中国执法部门已经行动起来,从模式识别到技术创新,不断筑牢治理防线。

穿得再合身的外衣,总会被现实的铁证细节撕破。黑恶势力再怎么伪装,也难逃社会法治进步的追踪与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