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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朱熹的影响力有多巨大?

大儒朱熹的影响力有多巨大?如果单纯从学术去谈论朱熹的影响,大部分人是难以感知朱熹的影响有多大,更遑论巨大。但,从中华民族

大儒朱熹的影响力有多巨大?

如果单纯从学术去谈论朱熹的影响,大部分人是难以感知朱熹的影响有多大,更遑论巨大。

但,从中华民族复兴这个角度去解析朱熹的影响力,大众就比较好感受朱熹影响力的巨大,而且,文旅经济重要性愈加突出的当下,作为生在福建,长在福建,成在福建的一代大儒,深度的挖掘朱熹的影响力,能有助于福建文旅提升吸引力。

随着感受朱熹在福建的成长足迹,也是在探寻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不倦,自强之路,探索之路。

朱熹、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有什么联系?

谈起朱熹,大部分首先想到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六个字,而对于天理两字的理解,在完全不了解朱熹之前,我以为天理=礼制,灭人欲,就是要做道德君子。

实际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这个理念,是有巨大的历史背景的。

随着汉的灭亡,魏晋时期,以司马懿背洛水之誓为标志性事件,自独尊儒术以来倡导的仁、信、礼。。这一套宏大叙事的人生哲学,土崩瓦解。

所谓魏晋风流,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追逐名利,及时行乐、极致享乐。

由此到了唐代,道家,佛教,禅宗,极致一点而言,都是在摒弃儒家的宏大叙事后,探寻人生哲学的种种尝试,但失去宏大叙事以后,由晋到唐,各种务虚的结果是什么?

是滋养出了连帝王的自愧弗如的“门阀世家”——要么避世,要么修来世,要么口舌之争。。。于是务实(门阀)的人有了做大的机会。

而这不可一世的门阀世家,最终在黄巢的一把大火中,亦如昨日黄花。

朱熹出生于1130年,五年前,1125年,论才华两千多年帝王史,能坐二望一的宋微宗,这个创造瘦金体的北宋国君,国都被金国所破,北宋灭亡,自己及妻妾、子女均沦为阶下囚,史称靖康之变。

北宋为何灭亡?为什么北宋打不过金国(蛮夷)?

谈起北宋灭亡,花石纲,那是绕不过去的:“纲”意指一个运输团队,往往是十艘船称一“纲”。花石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

这个船队,运的是什么?是太湖石。

做什么用?给宋微宗修园林——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桥段。

《宋史》有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

好家伙,秦始皇修长城,也才修了七年。

为什么宋微宗会如此的穷奢极欲呢?

一般归结原因,要么是宋微宗个人;要么是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有宋一朝就越发沉醉于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

而换个思路,从人生哲学的(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儒家的宏大叙事玩不转,道、禅、佛也力有不逮。。自然,宋微宗的穷奢极欲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个人享乐主义至上,今朝有酒今朝醉。

北宋如此,到了南宋又如何?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一脉相承。

即使是刚刚经历了国都被毁,卧榻之侧有人安睡,却,依然如此,歌舞升平。

这就是朱熹成长的时代背景:人生要去往何处?

儒、道、佛。。。终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通俗理解,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吃饭(做人),要七分饱,荤素搭配(存天理,适当满足自己合理欲望),不要总是大鱼大肉、酒池肉林、暴饮暴食(灭人欲,欲望不能无度,更不能穷奢极欲)。

但是,这个回答,并不能解决:人生该往何处?——解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是的,关于这个问题,朱熹给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给的是方法:格物致知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而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

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 。

这句话怎么理解?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

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论》

以上两者的关联,是作者牵强附会吗?

不了解朱熹之前,我也和许多人一样,认为朱熹是以八股取材的腐儒、庸儒,是始作俑者,是罪人。。。。

一定了解之后,才知道,朱熹在科学领域,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很深的造诣: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

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

从高山螺蚌壳推断“沧海桑田”,提出地表升降理论,比达·芬奇早300年。

而为八股背锅的朱熹,实际提倡的人才筛选模式(贡举)是: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

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

通典为一科;

回到前面的问题:朱熹、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有什么联系?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1179)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曾与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举行历史上知名的“朱张会讲”,后还主持重修岳麓山书院(1194);朱张二人,塑造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涵。

可惜,朱熹像孔子一样,在世时候并不被重用,紧接着,神州陆沉,朱熹的理念就变成又一场“独尊儒术”的戏码。

那,这个经世致用的内核,又被谁正式推出,发扬光大?

王夫之。王夫之的时代背景与朱熹相近,但是更惨烈。在抗清失败后,王船山就开始把毕生经历用于研究,去探寻:明朝败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明明更加先进,人口更多的明朝被清灭亡了?

而经世致用,就是王夫之的切实体会——空谈误国。这个理念,是朱熹、张栻倡导但未能弘扬的理念。

而王夫之(1619-1692)得出这个总结,大明已经亡,他只能把毕生心血集结成一本本书籍,小范围的在湘江大地上传播,而岳麓书院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一百五十年后,曾国藩(1866)在觉得大清国运尚存,于是“经世致用”,开始整理出版王船山文集。

三十年后,受王船山思想渲染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其中一个是戊戌变法(1898)时,任湖广总督的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

十年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时任两江总督的湖南人刘坤一,与时任湖广总督的贵州人张之洞,等,“经世致用”,与洋人达成东南互保协议。

谭嗣同有两个学生:一个叫蔡锷,蔡锷有个学生,也是部下叫朱德;还有一个叫杨昌济,1902年准备赴日留学,1903赴日,之后,1909赴英,期间还去德国考察9个月,1913年学成回国,拒绝了高官厚禄,跑到湖南第一师范教书育人,带来一个学生,是的,也是他女婿,教员。

站在理论的角度,朱熹的巨大影响力,普通人很难感受:理论太难,这个领域,曲高和寡。

但,站在民族复兴这样的历史背景,大众能很好的领会朱熹的巨大影响力——他离孔子1200年,我们离朱熹1200年,是朱熹,在孔子1200年后,在学术层面对于“人生该往何处”感到迷茫时(儒释道都用一遍),用“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把人们从“今朝有酒今朝醉”中拉了回来,虽然时运不济,理念没有大展拳脚,但,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