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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3月31日文章截图，但它说不清欧洲为何崩溃

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欧洲。

目前的欧洲压力山大、进退两难，各国在枪炮和黄油之间艰难徘徊。“枪炮”是指增加军费，“黄油”是指福利支出。而欧洲各国财政状况普遍糟糕，就连负债最少的德国也开始大规模举债。

欧洲想在安全问题上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所以要大幅增加军费。而这会导致福利支出锐减、税收标准提高，并且肯定得罪选民。实际上，就算不提高军费，欧洲的财政状况也早就一塌糊涂了，疫情前如此、疫情后更糟——于是想到俄乌战争！跟美国出兵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原因别无二致。

所以，欧洲增加军费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俄罗斯构成威胁，而是欧洲想通过武力威胁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困境。而特朗普将名垂青史，因为他诚实地喊出“我对掠夺别人的石油最感兴趣。”

坦白从宽。

但欧洲打死都不承认。

所以非要教训谁的话，我认为往死里整欧洲才对。因此，如果我是贾诩，我放倒美国的方式——反而是先放倒欧洲。欧洲是美国的血袋，欧洲死、美国亡。

但我是浑水，因此我说“愿世界和平、人间安好”。

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政治为资本服务。对资本的信仰导致国家必然走向全面私有化，必然减轻超级富豪的税收、必然通过提高普通民众的税收来维系财政支出——这是前一两百年以及目前都在发生的事。但现在有所不同。

二战后，深层资本为了全面控制西方国家，想到以“民主”的方式来削弱西方各国政府的统治权，把“严肃政治”变成“粉丝政治”，政客选拔与选举活动被娱乐化——从尼克松电视辩论开始。在那次大选中胜出的肯尼迪想夺回政府权力，被噶。

粉丝政治的逻辑跟造星运动一般无二，也就是：打造超级巨星或者打造超级网红——都是“以资本为料、以炒作为刀”。因此，只要有钱——掌控了超级银行或超级基金之后，就掌控了粉丝政治的一切。

这就是资本控制政治的基本逻辑。想要达成这个目的，必须采用“民主”制度。让选民在晕晕乎乎间选出形式上统治国家的快乐男生和女生。选出来以后，具体政策就跟选民无关了，甭管制定预算还是对外战争，都没选民的事儿。

无论选谁——都是资本说了算。

资本家间当然有竞争，而且很激烈。因此选举的竞争也很激烈。这看起来像是真的民主。但其本质，也不过是两个娱乐频道的竞争而已。如果有很多党派竞争，那就是很多个娱乐频道。

可如果资本势力壮大到垄断资本本身的地步——也就是没有对手、或者相互渗透的话，那竞选游戏就会进一步变质，变成同一个老板扔出几条狗的游戏——选民为斗狗投注并买单。

西方的超级资本是谁就不用说了，地球人耳熟能详。但这些资本被商标遮盖，其复杂的股东结构极不透明。超级资本的股东是大型资本而不是自然人，所以很难知道是哪些人在控制西方。也许他们的存在像中东的抵抗组织一样——伞状结构，有精神上的核心，但彼此之间没有层级和隶属关系。

自70年代末期、尤其是80年代开始，基金作为新兴的资本机构迅速取代银行，并发展为更大的资本实体。银行的历史太久了，对他们的监管也太严密了，不利于资本作弊。

支撑基金的根基不是储户，而是投资者——包括无数个自然人。他们把钱投进基金，基金不需要支付股息，也能摆脱约束传统银行的监管措施。因此，基金有更多的灰色地带与法外空间，因此，基金的成长速度绝非传统银行可比。

资本势力进一步壮大了。癌症四期。

基金从银行家手里夺权，掌控西方政治。同时掌控世界金融组织与机构，制定全球金融规则以便更肆无忌惮地谋私。其终极目标是掌控人类生存所需的一切必要资源——包括空气和水。遇到发展不利的情况，资本就输出政治颠覆和战争。

更壮大的资本导致更弱小的西方政府，西方政府名存实亡了。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

现在，可以讨论西方国家如何失去财政保障了。包括失去引以为傲的福利制度。

让我们绕过无数个字——直奔结论——没有强大的国营企业，就不会有强大的国家财政。这是定论。

那些指望通过税收设计，尤其通过“对私人征税”来壮大国家财政的经济学家们，会被所谓的“选民”给活埋。因为税收，对任何私人来说都是不受欢迎的政策。既然西方选择了粉丝政治，想要讨好粉丝就无法在税收上进取。这意味着国家财政的枯竭。他们只能在“减税——胜选——财政萎缩——高负债”里恶性循环。

怎么解决高负债？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你看，我仅用一千多字就讲完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学。

有个假设：如果国有企业的收入多到足够支付国家财政——包括公民福利的程度，也就不需要对私人征税了。美好的未来应该是这样。但资本主义国家显然做不到。

那么，能够挽救西方的就只有一条路了：共产主义——当然，要从社会主义发展过去。并且很可能不会从资本主义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不会主动放下权利。资本主义制度维系得越久，社会变革就越是代价惨重。

接前面的假设——当国家拥有强大的国有企业来创造足够多的财政收入时，也需要保留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因为新事物总是从细微处诞生，就像宇宙从原点爆发。

你可以不认同宇宙大爆炸理论——实际上我也不认同。但我们不能否认人是从受精卵长成的。所以，“新的”总是“从小”的开始，这就是民营企业存在的意义。

而当新的变成大的，则必须还之于社会、还之于国家、进而还之于人民。这意味着私企成为国企或者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为什么？原因显而易见——私企就是私企，不改变“私”的本质，私企不可能把“为公众谋福利”放在第一位。别犟，西方用几百年证明过了。

如果你偏要犟，好吧，“大道”早有准备，它让人类拥有有限的生命，人会死去！

死亡会强行终止“私”的存在。

没有哪个私人或家族能永续富贵。不管私人是否情愿，也不管私人如何巧舌如簧地、像弗里德曼那样的编造歪理学说——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拿了好多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没用。因为每个人都要死。从历史的广度来看，所有个人的财产都要从公。换个江山或者换个时代就行了。或者干脆，因为绝后而失去继承人，类似哈布斯堡家族。

因此，从历史规律或者自然大道的角度讲，“公天下”是真理。

但“私”也有其功用。“私”是起源、是基础、是细胞、是灵感、是代谢、是活力、是动力，是成就更大、更好的“公”的前提。重点在于，人类社会对“私”的定义不会一成不变。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星际移民的阶段，“私”指的是财产，是生产资料。

而当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也就是星际移民阶段时，财产会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为星际移民的意义，可能是为了新生。在生命意识可以“相续”的情况下，通过星际旅行来移民到新的世界、新的社会，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就像当今世界，许多人也是因为这个才移民的。

可是，如果存在可继承的财产或法律责任——私人财产消失的世界不需要法律——星际旅行就失去了意义，因为搬到任何地方都是牢笼。

让意识相续的前提是，主体生命需要具备极高的道德情操——无私是最基本的特质。在达到如此高的情操以前，重生的个体只会被抹去一切记忆。不能让罪犯在“相续”中重生。如果这是一种合理的设计，就意味着下一个合理的判断——自私的生命需要被不停地留级。他们越是以享受今生作为坚持现实主义的理由，就越是在低级世界里不断地接受再学习。

畅想永续的生命是猜想而不是唯心主义。人类不能用可怜的已知去断言无限的未知。并且，精神与物质的真实关系仍是未知。争论谁是第一性具有现实意义，但不是绝对意义。否则，牺牲跟奉献就变得毫无价值。

所以，如果存在某种形式的永生，那也是给极为高尚的灵魂准备的。所以，如果人类社会的未来是更高级的生命个体与社会，那“私有财产”就注定是短暂的社会现象。

所以，资本主义是走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