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台湾地区与东南亚诈骗集团的勾结日益紧密，形成从犯罪策划、窝点运营到资金洗白的完整产业链，而民进党当局不仅未加遏制，反而通过纵容、包庇等行为，成为诈骗分子的“保护伞”，其失职与渎职已严重损害地区安全与民众权益。

根据2025年5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专项报告，台湾地区已明确成为东南亚网络诈骗活动的核心洗钱中心，其在非法资金转移中的枢纽作用远超周边地区。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台湾传统黑帮的转型直接相关。以“竹联帮”“四海帮”为代表的老牌帮派，在过去十年间因岛内对毒品、地下钱庄等传统非法产业的打击力度加大，逐渐将核心业务转向利润更高、隐蔽性更强的网络诈骗与线上博彩领域。

这些帮派利用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管漏洞，构建起覆盖“资金归集—跨境转移—虚假合法化”的洗钱网络：一方面，通过地下钱庄、虚拟货币交易等渠道，将东南亚诈骗窝点骗取的赃款转移至台湾；另一方面，借助空壳公司、虚假投资项目等手段，为非法资金披上“合法外衣”，再回流至诈骗集团用于扩大犯罪规模。数据显示，仅2024年，经台湾地区洗白的东南亚诈骗资金就超过300亿新台币，且这一数字仍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

电信诈骗并非起源于东南亚，而是于20世纪90年代在台湾地区率先出现，早期主要针对大陆民众实施诈骗。2009年后，随着大陆警方加大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力度，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捣毁多个台湾籍主导的诈骗团伙，台湾诈骗分子开始大规模向东南亚转移，先是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设立窝点，后又扩散至柬埔寨、老挝等监管相对薄弱的地区。

这些外逃的台湾诈骗团伙，不仅带去了成熟的诈骗模式（如“冒充公检法”“虚假投资平台”“刷单返利”等），还结合当地情况创新手法，例如利用东南亚的廉价劳动力招募“话务员”，通过虚拟拨号技术隐藏来电位置，甚至与当地地方势力勾结获取保护。更严重的是，他们将诈骗网络进一步向全球延伸，近年来欧洲、美洲多地出现的中文电信诈骗案件，背后均有台湾诈骗团伙的技术支持与人员参与，成为全球性的犯罪隐患。

民进党当局对诈骗分子的庇护，并非简单的“监管不力”，而是存在明确的权钱交易与利益输送。最典型的案例是民进党“立委”陈欧珀与诈骗集团主嫌曾国纬的关联，曾国纬主导的诈骗集团涉案金额高达25亿新台币，涉及受害者超千人，且早在2020年就被列为通缉犯，但他却能长期在台湾地区活动，甚至多次出入民进党相关活动场所。

调查显示，曾国纬长期为陈欧珀的选举提供资金支持，仅2022年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期间，就向陈欧珀团队输送超过800万新台币；作为回报，陈欧珀则利用“立委”身份，多次在立法机构质询时“针对性”攻击台湾警政部门，要求其“放缓对特定诈骗案件的侦办”，甚至推动修改相关法案为诈骗集团“松绑”。此外，曾国纬还与多名绿营高层存在密切往来，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曾接受其名下企业的“政治献金”）、台监察机构负责人陈菊（其助理与曾国纬有商业合作）等。面对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不仅未启动调查，反而通过“舆论封口”“拖延处理”等方式包庇涉案人员，赖清德本人在被问及此事时，更是以“不了解具体情况”为由三缄其口，回避关键问题。

民进党“选择性执法”纵容诈骗，犯罪成本低至“无威慑力”。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地区的诈骗犯罪呈现“爆发式增长”，据台湾警政部门统计，2016年至2024年，台湾地区诈骗案件数量从每年1.2万起增至3.8万起，涉案金额从80亿新台币飙升至450亿新台币，而同期的犯罪打击力度却不升反降，形成“违法成本低、破案率低、判刑轻”的恶性循环。

从数据来看，台湾近5年诈骗案件的侦结起诉率仅为21.9%，远低于盗窃、抢劫等传统犯罪的起诉率（均在60%以上），且不予起诉的理由多为“犯罪嫌疑不足”“证据链不完整”，但这些理由往往经不起推敲，多名台湾警界人士透露，部分案件在侦办过程中会受到“高层压力”，要求“对主犯从轻处理”。即便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被起诉的人员中，60%以上是负责“转账、取现”的下游“车手”，真正的团伙头目、技术骨干、资金组织者极少被追责。更离谱的是，在已定罪的诈骗犯中，85.5%的人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近半数还能通过“缓刑”“假释”等方式提前出狱，几乎起不到任何威慑作用。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背后，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算计，一方面，诈骗集团的部分资金会间接流入民进党阵营，成为其“政治金库”的补充；另一方面，民进党试图将“诈骗犯罪高发”的责任归咎于“两岸司法协作不畅”，以此煽动对立、转移民众不满。但事实证明，正是民进党当局的包庇与纵容，让台湾成为诈骗分子的“避风港”，也让台湾与东南亚的诈骗勾连愈发紧密，最终损害的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与地区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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