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之后，面对经历九死一生保留下来的红军部队，面对革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主持推动了党的组织路线调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历经两年多的长征，红军付出巨大牺牲，出发时数万将士，最后到达陕北的只剩几千人。大量干部、战士倒在了路途之上，红军队伍大幅度减员，党内党员数量也随之锐减。很多战士跟着走完了全程，经受住了雪山草地、敌人围追堵截的重重考验，作战勇敢，立场坚定，但因为行军作战极度紧张，一路上没有条件履行完整的入党程序，所以身份依旧是非党员战士。

长征结束，新局面随之开启。民族矛盾快速上升，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不断高涨，中共中央需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把党建设成为能够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政党，要打破此前一段时间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要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吸收更多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分子进入党内。当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陕甘支队以及红二十五军经历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可以更宽广地吸收入党，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这项政策，也成为后世产生“非党员一律入党”传言的重要来源。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议写明，能否为党的主张坚决奋斗，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可以参考，但不是决定性条件，愿意为党的主张奋斗的人，不问出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要把党锻造成共产主义的熔炉。

瓦窑堡会议并不是说不要入党手续，而是纠正过去“唯成分论”的关门主义，不是取消入党条件，更不是下达命令，只要走过长征，不管个人思想表现，就无条件全部入党。按照当时的党章，即便是革命士兵入党，依旧需要党员介绍、支部通过、上级批准，有完整的组织流程，不存在不经考察、不经手续就集体批量入党的规定。

但是在当时部队内部，确实出现这样的实际情况：走完长征幸存下来的普通战士，绝大多数都已经用生死考验证明了自己的革命意志。部队党组织简化了部分繁琐流程，优先把这些历经长征考验、政治表现过硬的战士吸收入党。大量长征幸存的非党员战士，在抵达陕北之后很短时间，陆续履行手续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党中央对于长征过程当中，部分干部战士出现的一些错误、历史遗留问题，也采取了审慎宽大的处理原则。只要没有叛变投敌，坚持走完长征，愿意继续革命，就不再翻旧账，着重看现实斗争表现，给革命者出路。但这同样不等于不分情况一概豁免错误，重大问题依旧要按组织程序核查处理。

红军当中，也有少数跟随走完长征，但是思想认识、现实表现达不到党员标准的战士，这些人并没有被吸收入党，依旧作为红军战士在部队服役。如果当时真的执行“非党员一律入党”，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瓦窑堡会议之后，发展党员的方针面向更大范围，不局限于参加长征的老战士。陕北当地的工农积极分子，全国奔赴陕北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只要认同党的纲领，愿意投身抗日革命斗争，经过考察手续，都可以申请入党。之后到抗战全面爆发，1938年中央又专门做出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各个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党的力量一步步从陕北走向全国。

长征的生死考验，是对一名革命战士最严酷的检验，经历过这一切的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具备成为共产党员的现实基础。党中央顺应这个现实，破除关门主义，优先吸收这些经过血与火考验的战士，并且给长征指战员免除党员候补期的优待，但是依旧坚守党的组织原则，坚持入党要经过考察、履行组织手续，不搞无原则的全盘接收。流传的“非党员一律入党”是对这段历史的夸张概括，它抓住了优先发展长征老战士这个历史事实，却忽略了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制度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