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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明|编辑：萧炎

边界感小站寄语：“边界，不是墙，是给自由留的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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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末，我参加了表姐的订婚宴。看着她笑得灿烂的脸庞，我却注意到表姐夫在整个仪式中始终眉头紧锁，连碰杯时都显得心不在焉。

当婚礼司仪问“彩礼是否满意”时，表姐夫竟在众目睽睽下微微低头，那不是一个准新郎该有的表情。

后来才得知，为了凑齐女方提出的28.8万彩礼，表姐夫的父母几乎掏空了全部积蓄，甚至向远房亲戚借了钱。我突然意识到，这看似喜庆的订婚宴，背后竟隐藏着如此沉重的经济枷锁。

婚育困境：当代年轻人的生存枷锁

“六个钱包”购房、天价彩礼等现象，正在将婚育变成一场“经济豪赌”。在北京，一套90平米的住房平均价值约111万元，但在核心区域可能高达500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为了凑够首付，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向父母、祖父母甚至外祖父母求助，形成了“六个钱包”的购房模式。

我曾目睹一位年轻女孩用计算器反复计算着未来的房贷、育儿和教育支出。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工作了五年，月薪两万，但买房后每月要还贷1.8万，占收入的90%。“我连生病的勇气都没有了，”她苦笑着说，“因为一旦失业，整个家都要崩溃。”这种生存压力，让婚育从人生规划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职场竞争与婚育冲突：女性的艰难抉择

婚育困境在女性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北京某科技公司的程序员张女士告诉我，她曾因怀孕被公司降薪15%，产假回来后，原本负责的核心项目被调走，取而代之的是简单的行政工作。“我并不是不想生孩子，”她无奈地表示，“但生育后，我的职业发展轨迹完全改变了。”

这种“母职惩罚”现象在职场上普遍存在。每生育一个孩子，女性的年工资收入将下降17.0%，小时工资下降17.4%。

智联招聘年调查显示，32.9%的女性认为婚育状况直接影响职场前景，而持此看法的男性仅占24.9%。在互联网和金融等高压行业，女性面临的职场歧视更为严重，生育后晋升受阻率高达70%。

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在生育后往往被迫放弃高价值项目，从技能要求高的岗位转向社会服务型职业，形成“向下职业流动”的趋势。

这种职业轨迹的偏离，不仅影响当前收入，更会削弱长期职业发展潜力。生育带来的工资损失具有持续性，每增加一个子女，女性小时工资就会减少，而男性却可能获得“父职溢价”，在职场中获得晋升机会。

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家庭结构变化

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正在显现。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已达亿户，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2%。这种“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孩子）给年轻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赡养压力。

我的一位朋友老张，35岁，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每年教育支出接近10万元。虽然他家有房有车，存款约20万，但由于教育支出大，家庭经济压力仍然不小。

“我们不是不想要孩子，”他告诉我，“但现在的教育成本实在太高了，从幼儿园到大学，一个孩子的总支出可能达到几百万，这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巨大的负担”。

教育焦虑如何加剧生育恐惧

教育支出已成为当代家庭的重要负担。一线城市学区房单价超万，年培训费用（如马术、编程）可达数万元“精养模式”下养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十分高昂，孩子被戏称为”四脚吞金兽”

北京西城区一些老旧学区房，一套40㎡左右的房子总价近千万，相当于普通家庭20-30年的收入总和。为了让孩子进入优质学校，许多家庭不得不购买学区房，这种教育军备竞赛不仅消耗了家庭的经济资源，更让生育从“家庭计划”沦为“经济豪赌”

个体选择与社会价值

演员俞飞鸿在《金星秀》上分享了自己的婚育观：“我并不是‘抗拒’婚姻，只是对婚姻和爱情的要求，相较于大部分人而言，是‘偏高’的。”她强调，“女性不应被年龄或婚姻所界定，自由与独立才能打破时间的束缚。”

她与著名主持人窦文涛相伴年，却始终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子女。在她看来，婚姻不应被视为情感的保护伞，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束缚。她坦荡地表示：“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人养老，那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这种对婚姻本质的思考，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婚育价值的重新审视。

携程CEO梁建章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生育问题。他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现在缺的不是其他，而是孩子。”他建议国家拿出GDP的3%-5%来补贴生育，提高生育率至1.3、1.5，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2025年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仅规定每年可领取3600元补贴，直至孩子年满3周岁，三年总金额只相当于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的2%

从个人困境到社会现象

当我们把目光从个人故事转向整个社会，会发现婚育意愿降低并非个体的“自私”选择，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理性决策。

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分别增加10.9万对、5.7万对。这种结婚人数的“反弹”并不能掩盖长期趋势的恶化——2024年结婚登记比上一年减少157.6万对，降幅为20.5%，是1980年以来结婚登记对数降幅最大的一年。

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而“后”和“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这种趋势折射出婚育行为从“被动延迟”向“主动拒绝”的质变。

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一些新的思潮也带来现代女性婚育观念的极大转变，她们更加关注自身的需求，不再将生育视为人生的唯一目标

结构性矛盾：婚育推迟的深层原因

婚育推迟现象背后，是经济理性、个体价值与制度环境碰撞的必然结果。“不是不想生，是不敢生”的顾虑困扰着许多年轻夫妻。

这种多维度的困境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个体解放与制度约束的张力、经济增长与社会成本的失衡、技术飞跃与人本价值的冲突

住房与彩礼的“婚姻入场券”、教育军备竞赛的吞噬效应、职业发展与照护资源的冲突，构成了年轻人婚育路上的三重枷锁。

在北京，房价同比上涨15.8%，而育儿假政策执行率低，男性育儿假使用率不足40%，这些都让婚育变得愈发困难。

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

面对这一趋势，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加强对积极婚恋观的引导，为婚育女性提供更多的社会经济支持。

唯有通过代际利益再平衡（减轻养育负担）、社会服务再升级（填补照护真空）与价值认同再塑造（接纳多元选择），方能在低生育时代重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根基

李稻葵在“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道，“人口数量巨大蕴藏了规模势能，形成规模型人口机会。若能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不仅能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机遇。”他聊到，决定我国未来人口如何变动的，是生育率。

结语：婚育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不是不想结婚和生孩子，而是在等待一个更加友好的环境——一个能够减轻经济压力、消除职场歧视、完善社会支持的环境。

当婚育从“生物本能”异化为“奢侈品消费”，唯有通过代际利益再平衡、社会服务再升级与价值认同再塑造，方能在低生育时代重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根基。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情况和价值观，做出最适合自己的婚育选择。

婚育的未来，不在于强制或鼓励，而在于创造一个让年轻人能够自由选择、无后顾之忧的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年轻人的婚育选择，也才能让这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人性化。

注：本文基于真实事件改编，插图、人物对话及心理描写为艺术化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