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札记：据《铜山县抗日斗争史料汇编》载录，1940年陇海铁路铜山段沿线，日军巡道哨兵屡遭地方民兵袭击，枪支被夺多起。地方武装枪支匮乏，常以大刀梭镖御敌。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阅读文章内容前，真心希望您能点击一下“关注”，不仅能第一时间获取同类型精彩文章，还能随时参与话题讨论，文笔有限，还望各位多多包涵，也感谢大家多提宝贵意见，您的支持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山河已无恙，吾辈当自强】致敬我们最可爱的英雄！
第一章 村口的刺刀
1940年8月17日，徐州铜山县毛庄乡小郭庄村。
天刚蒙蒙亮，村东头土地庙的檐角还挂着露水，赵秀娥就挎着柳条筐出了门。筐里搁着一把镰刀，镰刀刃上有一块豁口，那是去年秋收砍玉米秆时崩掉的。她男人赵老栓前两天被炮楼上的伪军抓去修工事，家里三个孩子等着吃饭，灶台上只剩半碗棒子面。
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两个日本兵端着枪站在土路中央。左边那个矮个子，脸上有一道疤，从眉骨一直拉到嘴角。右边那个年纪轻些，嘴唇上留着两撇胡子，像用墨笔画上去的。矮个子用刺刀尖挑了挑赵秀娥的筐，镰刀哐当响了一声。
“站住！干什么的？”
“太君，我去田里面割些青草。”赵秀娥把筐往前递了递，“家里养了两只羊，不割草就得饿死。”
矮个子盯着她看了几眼，目光从她脸上扫到脚上。赵秀娥穿着一双自家纳的黑布鞋，鞋帮上沾着泥，大脚趾那儿磨出了毛边。她把脚往后退了半步。
“良民证？”
赵秀娥从怀里摸出一块白布条，上面盖着维持会的红戳，名字写的是“赵氏”。矮个子接过去看了一眼，随手扔回来。刺刀尖朝路上一指。
“快走！”
赵秀娥弯腰捡起良民证，塞回怀里。她没有立刻走，反而停下来问了一句：“太君，赵老栓啥时候能回来？家里没劳力，秋收要误了。”
矮个子不耐烦地摆了摆手：“不知道！快走快走！”
赵秀娥挎着筐，顺着土路往南走。走出老槐树的影子，她的脚步才快起来。走出百十步，路两边就是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高粱叶子刮在胳膊上，留下一道道白印子。她拐进高粱地，蹲下来，耳朵贴着地面听了听，身后没有脚步声。
她放下筐，从裤腰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布包里裹着一张油纸，油纸里头是半张巴掌大的纸片，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那是炮楼里一个伪军偷偷递出来的。那个伪军姓孙，本地人，他娘托人带话给他，让他别做亏心事。孙姓伪军心里发慌，趁着站岗的时候把炮楼换防的时间写在了烟盒纸上，塞给了来送饭的赵秀娥。
赵秀娥不识字。可她认得那几个数字的写法。那是民兵队宋队长教她的。宋队长说，你把这张纸送到南边三里外的土地庙，庙后面第三棵柏树底下有人等。
她把油纸包重新塞进裤腰，用布带子勒紧。站起来，挎上筐，继续往南走。高粱地尽头的土坡上，有一个看瓜的草棚子，棚子已经塌了半边，瓜秧子爬得到处都是。她绕过草棚，又往前走了一段，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柏树。
树底下蹲着一个老头，手里拿着一根旱烟杆，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老头抬起头，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河床。他没说话，只是伸出了手。赵秀娥从裤腰里掏出油纸包，递过去。老头接过来，塞进烟荷包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往东边走了。
赵秀娥蹲在柏树底下，把筐里的镰刀拿出来，开始割草。她割的是茅草，叶子细长，割起来沙沙响。割了小半个时辰，筐满了。她直起腰，看见远处炮楼上的膏药旗还在风里飘着。赵老栓就在那面旗子底下。
她背着筐往回走。走到老槐树底下，那两个日本兵还在。矮个子看见她筐里的草，嘴角歪了一下，没再盘问。赵秀娥低着头走过去。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她的腿肚子才开始发抖。她把筐放在门槛上，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攥着膝盖，攥了好一会儿。
大女儿从屋里跑出来：“娘，你咋了？”
“没事。灶上还有棒子面没有？”
“没了。”
“去你二婶家借半碗。就说我明天还。”
大女儿跑了。赵秀娥站起来，把筐里的草倒在地上，摊开晾着。她蹲在草堆旁边，一根一根翻检。茅草里混着一根狗尾巴草，她捡出来，放在一边。狗尾巴草扎成小把，能拿到集上换针线。
第二天一早，炮楼方向传来三声枪响。赵秀娥正在灶台上烧水，手里的柴火棍掉在了地上。她跑到门口，看见南边高粱地里腾起一股烟。那是民兵队动手了。
宋队长带着十几个人，趁着炮楼换防的空当，摸进了小郭庄据点。他们手里只有三支老套筒，剩下的人拿的是大刀和红缨枪。炮楼里的日本兵正在交接，机枪手还没上岗位，宋队长一枪撂倒了门口的哨兵，翁孝云扛着一把柴刀冲进去，把轻机枪抢到了手。
前后不到一袋烟的工夫。等东边大据点的援兵赶到，民兵队已经撤进了高粱地。炮楼里留下三具日本兵的尸体，还有一地的弹壳。
赵秀娥抱着小儿子站在门口，听见炮楼方向的枪声停了。她低下头，看见小儿子手里攥着一根狗尾巴草，正往嘴里塞。她把草抽出来，把儿子的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娘，爹啥时候回来？”
“快了。”
赵老栓是三天后回来的。炮楼被端了之后，伪军跑了大半，剩下的被日本人押到徐州去了。赵老栓跟着几个民夫走回来的，瘦了一圈，脸上全是灰。他坐在门槛上，吃了三大碗棒子面糊糊。
赵秀娥坐在他对面，纳着鞋底。锥子扎进去，麻绳拉出来，哧啦哧啦响。
“炮楼里那个姓孙的伪军呢？”
赵老栓停住筷子。“跑了。听说往南边去了。他娘还在村里。”
赵秀娥没再问。她把鞋底翻了个面，继续纳。鞋底纳得厚，针脚密，是给宋队长做的。宋队长的鞋底磨穿了，脚底板被高粱茬子扎了好几个口子。
第二章 青纱帐里的脚印
翁孝云端掉炮楼的第三天，毛庄乡维持会会长钱广禄从徐州回来了。
钱广禄四十来岁，留着一撮山羊胡子，走路的时候两只手背在身后，像一只踱步的老鹅。他在徐州城里有个铺子，卖粮食和布匹，日本人来了之后，他的铺子不但没关门，反倒越开越大。维持会长的差事就是他拿铺子里的粮食换来的。
他回来的那天下午，把全村的男丁叫到村东头土地庙前训话。赵秀娥蹲在自家院子里筛棒子面，隔着土墙听见钱广禄的声音。
“皇军说了，小郭庄出了匪，是有人通匪。三天之内，谁家窝藏了民兵，自己交出来。不交，皇军来搜，搜出来一家老小都别想活！”
赵秀娥手里的筛子停了一下。她抬头看了看院里那堆晾着的茅草。草已经干透了，她正准备捆起来。
钱广禄接着说：“皇军还说了，以后出村进村，都要查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一律按匪论处。”
赵秀娥把筛子放下，站起来，走到院门口。钱广禄正站在土地庙前的石阶上，山羊胡子翘着，一只手在空中比划。她看了他一眼，转身回了屋。
那天晚上，宋队长摸黑来了她家。宋队长三十出头，脸上有一道枪伤，从左颧骨到耳根，是去年打伏击的时候被弹片划的。他蹲在灶台前，接过赵秀娥递来的烤山芋，剥了皮往嘴里塞。
“嫂子，炮楼是端了，可钱广禄回来了。这家伙比日本人还难缠。”
赵秀娥往灶膛里添了把柴。“你想咋办？”
“得盯着他。他白天在维持会，晚上回徐州。来回走的是官道，路上有个茶棚，是他小舅子开的。他每次路过都要在那儿歇脚，喝碗茶。”
宋队长咬了一口山芋，烫得直吸气。“嫂子，你明天去茶棚那边割草。茅草多的地方就在茶棚后面的沟沿上。你看看他啥时候来，啥时候走，有没有人跟着。”
赵秀娥点了点头。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颧骨上有一层薄薄的汗。
第二天一早，她背着筐出了村。这一次，村口的老槐树底下换了人。矮个子日本兵调走了，换了一个戴眼镜的，看起来很年轻，下巴上连胡茬都没有。戴眼镜的日本兵看了看她的良民证，又看了看筐里的镰刀。
“割草的？”
“嗯。家里养了羊。”
“去吧。”
赵秀娥往南走，走到那个塌了半边的瓜棚时，拐上了沟沿。沟沿上长满了茅草，一直延伸到茶棚后面。茶棚是用竹竿和草席搭的，四面透风。钱广禄的小舅子姓周，是个瘦高个，站在茶棚门口，拿一块抹布擦桌子。
赵秀娥蹲在沟沿上割草，眼睛盯着茶棚。她割了半个时辰，钱广禄没来。她又割了半个时辰，筐满了。她把草往地上摊了摊，假装歇脚。
日头到了头顶，钱广禄来了。他骑着一头灰驴，后面跟着两个背枪的伪军。到了茶棚，他从驴背上下来，走进棚子，一屁股坐在长凳上。
“老周，沏壶茶。热死了。”
周姓瘦高个端上茶壶。钱广禄喝了一碗，抹了抹嘴，跟旁边的伪军说了几句什么。赵秀娥听不清，只看见钱广禄的手在茶碗上比划，像是在画什么东西。他比划了一会儿，站起来，又骑上驴，往徐州方向去了。
赵秀娥把草捆好，背着往回走。走到村口，戴眼镜的日本兵又检查了一遍。她把草倒在地上，让他看。日本兵踢了一脚草堆，挥了挥手。
晚上宋队长又来了。赵秀娥把白天看到的说了一遍。
“他手在茶碗上画，画的是啥？”
“看不清楚。像是画的圈圈。”
宋队长蹲在灶台前，用手指头在地上画。“圈圈？炮楼的位置？还是路线？”
“不知道。反正他走的时候，两个伪军往北边去了。钱广禄一个人往徐州。”
宋队长抬起头。“嫂子，明天你还去。看看钱广禄回来的时候，伪军还在不在。”
赵秀娥去了。连着去了五天。钱广禄每天中午到茶棚，喝一碗茶，坐一袋烟的工夫，然后一个人回徐州。两个伪军每天往北边走，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来。
第六天，宋队长带着翁孝云和另外三个民兵，在钱广禄回徐州必经的路上挖了一个坑。坑不深，上面盖着高粱秆子和浮土。钱广禄骑驴走到那儿，灰驴前蹄踩空，连人带驴栽进了坑里。翁孝云从高粱地里蹿出来，一把柴刀架在钱广禄脖子上。
“钱会长，皇军的布防图画好了没有？”
钱广禄的脸贴在坑底的泥上，山羊胡子沾满了土。他哼哼了几声，没说话。翁孝云把柴刀往下压了压。
“画好了，画好了！在茶棚老周那儿！”
翁孝云让人把灰驴拉出来，把缰绳递给赵秀娥。“嫂子，驴你牵回去。钱会长，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赵秀娥牵着灰驴往回走。驴背上搭着钱广禄的一个布褡裢，里面装着几块银元和一本账簿。她把银元掏出来，塞进裤腰里。账簿她没动，原样放回去。
走到村口的时候，戴眼镜的日本兵拦住了她。他看了看灰驴，又看了看赵秀娥。
“驴，哪里来的？”
“太君，我男人从徐州回来了，骑的驴。”
“你男人？”
“赵老栓。太君认识，修工事回来的。”
日本兵想了想，赵老栓这个名字他确实有印象。他挥了挥手。赵秀娥牵着驴进了村。驴蹄子踩在土路上，发出闷闷的响声。
当天夜里，宋队长带人摸进了茶棚。周姓瘦高个正在收拾东西，看见民兵进来，腿一软就跪下了。宋队长从茶棚的草席底下翻出了一张纸，上面画着毛庄乡各个炮楼的位置和换防时间。钱广禄画了半个月，一笔一画，墨迹还没干透。
第三章 江南的竹篮
1940年8月，江苏无锡锡北港下乡张缪舍村。
顾珍娣在灶台上烧了一锅开水，灌进竹筒里晾着。她今年三十六岁，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用一根木簪别着。男人早年病死了，没留下儿女。她一个人种着两亩水田，养了十几只鸡。
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在锡澄虞一带打游击。联络站站长范刚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湖南口音，瘦得颧骨凸出来。部队转移的那天夜里，范刚没赶上队伍，留在了张缪舍村。
顾珍娣是在村东头的“杆棵”岗里发现他的。杆棵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植物，长得有一人多高，密密匝匝。范刚蜷在杆棵丛里，腿上有一道枪伤，血把裤管染黑了一片。
“同志，你是新四军的？”
范刚攥着手里的一根木棍，没松。
“我是港下乡的顾珍娣。村里人都晓得我。你看，这是我家的钥匙。”她把钥匙串解下来，递过去。
范刚看了看钥匙，又看了看她的脸。“大婶，我是新江抗的联络站站长。部队转移了，我腿伤了跟不上。”
顾珍娣把他拖出了杆棵丛，拖回了自家屋后的柴房。柴房里堆着半屋稻草和一摞竹筐。她把范刚藏在稻草堆后面，用竹筐挡住。
每天中午，她挎着竹篮去柴房送饭。竹篮里搁着馒头、咸菜和烤山芋。山芋是灶膛里煨的，皮焦了，掰开冒热气。
有一天中午，她提着竹篮往柴房走，对面来了两个日本兵。她认得其中一个，是炮楼上的，下巴上有一撮毛。另一个是新来的，肩膀上挎着军曹的肩章。
她急忙拐进了旁边的岔道。两个日本兵追了过来。军曹指着她挎的竹篮。
“女人的，篮子里什么东西？”
顾珍娣把竹篮往前递了递。“太君，我丈夫和儿子在田里干活，我给他们送午饭。”
“少废话，快拿出来给我们尝尝。”
军曹一把夺过竹篮，掀开盖布。馒头还热着，咸菜是萝卜丝拌的，烤山芋的焦皮上沾着草灰。两个日本兵一人抓了一个馒头，几口就吞了。军曹又拿起烤山芋，剥了皮，咬了一大口。
“嗯，山芋的，好吃。”
顾珍娣站在旁边，两只手垂着，眼睛看着地面。军曹吃完了，把空篮子扔在地上，摆了摆手。“快走快走。”
顾珍娣捡起竹篮，转身往回走。走到家门口，她蹲下来，把竹篮翻过来抖了抖，掉出来几粒馒头渣。她一粒一粒捡起来，搁在手心里看了看，然后倒进了鸡食盆。
她又重新和面，蒸了两个馒头，煨了一个山芋。这一次，她把山芋搁在篮子最底下，上面盖着咸菜和馒头。
走到柴房的时候，天开始下雨。雨点子砸在屋瓦上，噼里啪啦响。她把外衣脱下来，盖在竹篮上，自己淋着雨跑。推开柴房门，范刚从稻草堆里探出头来。
“大婶，你淋湿了。”
“没事。山芋还热着，快吃。”
范刚接过竹篮，掀开盖布，烤山芋的焦皮上沾着雨水，热气还在往外冒。他咬了一口，眼泪掉在了山芋上。他没擦，低着头，一口一口吃完了。
顾珍娣坐在草堆旁边，拿锥子纳鞋底。锥子扎进去，麻绳拉出来，哧啦哧啦响。
“大婶，你家里没有别人了？”
“男人死了。没得娃。”
“那你为啥要帮我？”
顾珍娣把鞋底翻了个面。“我看见过日本人杀人。阮家宅那边，一村子的人，说杀就杀了。我帮你们，就是帮我自己。”
范刚沉默了一会儿。“大婶，你能不能帮我弄一张良民证？我得回部队去。”
顾珍娣点了点头。“我去找华巧生。他在维持会做事，能想办法。”
第二天，她提着一篮子鸡蛋去了华巧生家。华巧生是张缪舍村的人，在长泾乡维持会里抄抄写写。他收下了鸡蛋，答应帮忙弄两张良民证，一张写“范刚”，一张写“顾珍娣”，关系栏填的是“母子”。
三天后，良民证拿到了。顾珍娣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袄改小了，给范刚穿上。范刚的湖南口音太重，顾珍娣教了他几句话。
“有人问，你就说是我儿子。从小在无锡长大。”
“大婶，我记不住。”
“记不住也得记。走路的步子放慢些，别急。”
过哨卡那天，顾珍娣挎着竹篮走在前面，范刚跟在后面，低着头。炮楼底下的伪军拦住了他们。伪军看了看良民证，又看了看范刚。
“你儿子？怎么不像你？”
“像他爹。他爹是湖南人，早年逃荒来的。”
伪军还想问，顾珍娣从篮子里摸出两个煮鸡蛋，塞过去。“老总，孩子病了，我带他去长泾看郎中。”
伪军接过鸡蛋，剥了壳往嘴里塞。“走吧走吧。”
顾珍娣挎着篮子往前走，范刚跟在她身后半步远的地方，脚步放得很慢。走过炮楼的阴影，走过桥头，走过那片稻田。稻田里的水映着天光，绿汪汪的。
一直走到长泾镇口的大槐树底下，顾珍娣才停下脚步。
“同志，前面就是大路了。你往东走，翻过两个岗，就能找到部队。”
范刚站在树底下，看着顾珍娣。她的衣服湿了半边，头发上沾着雨珠子，篮子里还剩两个煮鸡蛋。
“大婶，你回去路上小心。”
“晓得了。快走。”
范刚转过身，往东走了。走了十几步，他回过头，顾珍娣还站在大槐树底下。她朝他摆了摆手。范刚没有再回头，步子越走越快，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顾珍娣挎着篮子往回走。走到炮楼底下的时候，那个伪军还在。他嚼着鸡蛋，看见她一个人回来，问了一句：“你儿子呢？”
“留在长泾了。他姑姑家。”
伪军点了点头，没再问。
第四章 高黎贡山的背篓
1944年夏秋，云南腾冲曲石镇江苴村。
高黎贡山上的雨已经下了半个月。怒江的水涨了，浑黄的水浪拍着岸边的石头。滇西大反攻在即，远征军第20集团军16万人云集怒江东岸。日军从腾北败退前，把粮库里的6000多万斤粮食全部烧了。16万人的吃饭成了难题。
腾冲县政府组织民夫运粮。江苴村的陈大民那年十六岁，身板还没长开，背篓搁在背上，底沿能碰到小腿肚子。他爹是村里的篾匠，给他编了一个最大的背篓，篾条削得薄，编得密。背篓的肩带上裹着一层布条，是他娘拆了一件旧褂子缠上去的。
运粮的路从江苴出发，翻高黎贡山，到户帕，来回40公里。山路是土路，马帮走出来的，宽窄不一。雨季的泥巴没过脚踝，一脚踩下去，拔出来要费半天劲。
陈大民背了30斤米。背篓装满之后，他蹲下来，让邻居杨老四帮他抬上肩。杨老四比他大五岁，背了40斤。两个人搭伴走。
第一天上山，走了不到十里路，陈大民的肩膀就磨出了血。布条被汗浸透了，贴着皮肉，火烧火燎地疼。他把背篓搁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喘气。杨老四也停了。
“陈大民，你还行不行？”
“行。”
“你把米匀给我几斤。”
“不用。我能走。”
陈大民重新背起背篓，跟在杨老四后面。山路越来越窄，两边的灌木枝条往路中间伸，刮在脸上和胳膊上。他的草鞋是出门前刚编的，走到半山腰，鞋底就磨穿了。脚板直接踩在泥地上，石头硌得生疼。
走到第三天，遇到了一段塌方。路被冲下来的泥石堵住了半边，剩下半边是悬崖。民夫们排成一队，侧着身子，手贴着崖壁，一步一步挪过去。陈大民前面的一个中年人脚下一滑，背篓歪了，米袋子滚出来，顺着崖坡往下滑。中年人伸手去抓，抓了个空，自己也滑了出去。
陈大民听见一声闷响。他趴到崖边往下看，崖底下是一片密林，看不见人。杨老四把他拽回来。
“别看了。走。”
陈大民站起来，两只手攥着背篓的肩带，指头缝里全是泥。他继续往前走。脚下的路还是那么窄，崖壁还是那么陡。
走到第五天，到了户帕。粮站设在户帕的一个大院子里，院子门口排着长队。陈大民把背篓搁在地上，粮站的人过了秤，记了数，让他把米倒进院子里的大囤子。他倒完米，背篓空了。他蹲在院子门口，从兜里摸出家里带来的两个饭团。饭团是糙米饭捏的，里面包了一点腌菜。他吃了一个，另一个包好，塞回兜里。
往回走的路比来的时候好走些，背篓是空的。但陈大民的两条腿像灌了铅。他跟着人群往回挪，晚上就在路边睡。路边躺着的都是人，有的打呼噜，有的咳嗽，有的蜷着身子不动。他披着蓑衣，靠在坎子上，帽子盖住脸。
“杨老四，你冷不冷？”
没人应。他掀开帽子看，杨老四靠在他旁边，蓑衣裹得紧紧的，脸朝着山坡那边。他推了推杨老四的肩膀。杨老四哼了一声。
“别推。让我睡一会儿。”
陈大民没有再推。他把蓑衣往杨老四那边扯了扯，盖住他的肩膀。
运粮运了45天。陈大民来回跑了六趟。最后一趟回来的时候，江苴村口的路上站满了人。他娘站在人群前面，手里攥着一双新草鞋。他走到她面前，把背篓从肩上卸下来，放在地上。背篓的肩带磨断了，篾条上也全是汗渍和泥印子。
“娘，我回来了。”
他娘把新草鞋递给他。“先吃饭。灶上热着。”
陈大民跟着他娘往家走。路过村公所的时候，他看见墙上贴了一张纸。他不识字，问旁边的人。旁边的人说，那是死亡名单。
“户帕运粮，死了的人。”
陈大民站了一会儿。名单上的名字他大部分不认识，姓张的，姓李的，姓杨的，一排排写下去。他找了一遍，没看见杨老四的名字。
“杨老四呢？”
旁边的人摇了摇头。“不知道。名单上没得。可能在路上。”
陈大民没有再问。他走回家，坐在门槛上，把新草鞋穿上试了试。草鞋的底子编得厚实，脚底板不硌了。他娘在灶台上热了一锅苞谷糊糊，舀了一碗端过来。他接过来，低头喝。
院子里堆着几捆草。那是他走之前割的，晾在院里，他娘没动，等他回来捆。他把碗放下，蹲在草堆旁边，一根一根翻检。草里混着几根狗尾巴草，他捡出来，扎成小把。
“娘，明天我去集上。狗尾巴草能换针线。”
他娘站在灶台边上，看着他翻检草堆。她没有说话。灶膛里的火在烧，锅里的水在响。
陈大民后来活到了九十多岁。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背篓挂在墙上。背篓的篾条已经发黑，肩带上的布条断过又接上，打了好几个结。
“你们去运粮，有没有付你们工钱什么的？”
“没有，什么都没有。”
“那你们吃什么？”
“从家里边拿去。”
“是不是强行征用你们去的？”
“没有。县办通知下来要去运粮么，大家就去了呗。”
“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没有什么想法，说运粮么就去了。军队是国家的，保护人民的。运粮是本着这种想法，一担挑多少是固定的。”
记者问他脚上的草鞋。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草鞋早就没穿了，脚上是一双布鞋。他摸了摸鞋面。
“那时候穿草鞋上山，一天一双。磨穿了就光脚走。”
第五章 发髻里的纸条
1943年的华北敌后根据地，风声紧。
日军扫荡一轮接一轮，封锁线一道接一道。平谷县赵家务村挨着三河到峪口的官道，每隔二里地就是一个炮楼。日伪军把守，看见人影就开枪。路两边挖了深沟，四五米宽，不让八路军往山里转移。
赵家务村有一个女人，姓周，村里人叫她周三嫂。周三嫂的男人被日本人抓去修炮楼，去了两个月，托人带回话来说还活着，可回不来。周三嫂带着一个七岁的女儿和一个四岁的儿子，种着三亩山坡地。
地里收的粮食不够吃。周三嫂靠挖野菜和打猪草贴补。每天天不亮，她挎着筐出门，顺着沟沿往山上走。山脚下的野菜多，荠菜、马齿苋、灰灰菜，一掐一大把。猪草也好找，苋菜和野豌豆秧子长得漫山遍野。
有一天早上，她正在沟沿上割草，一个人从沟里探出头来。那人二十来岁，穿着一身灰布衣裳，腰里别着一根布带子。他蹲在沟壁的脚窝上，脚窝是他自己挖的，一蹬一蹬，像暗梯。
“大嫂，你是赵家务村的？”
周三嫂攥紧了镰刀。“你是谁？”
“我是通县大队的。姓张。路过这儿，想打听个事。”
周三嫂看了看他的脚。他穿着一双破草鞋，脚趾头露在外面。八路军战士大多没有鞋穿，脚上都是草鞋，有的干脆光脚。这一点，周三嫂听村里的妇救会主任说过。
“你说。”
“炮楼换岗的时间，你知道吗？”
周三嫂想了想。她每天割草路过炮楼，看见过换岗。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换一次，中午换一次，天黑前换一次。换岗的时候，新来的哨兵从炮楼里走出来，旧哨兵回去。中间有一袋烟的工夫，岗楼上只有一个人。
“早上一次，晌午一次，天黑一次。”
“早上换岗的时候，几个人在岗楼上？”
“一个。换完了就两个。”
姓张的年轻人点了点头。“大嫂，你能不能帮我记几天？看看每天换岗的时候，新旧哨兵碰面说不说话，岗楼上的机枪朝哪边架。”
周三嫂没说话。她蹲下来，继续割草。镰刀割断草茎的声音沙沙响。
“你明天还在不在这儿？”
“在。我在这儿等三天。”
周三嫂割满了筐，背着往回走。路过炮楼的时候，她抬头看了一眼。炮楼顶上架着一挺歪把子机枪，枪口朝着南边的大路。哨兵站在入口，肩上扛着枪，来回踱步。
第二天，她又在沟沿上割草。姓张的年轻人还在沟里。她把看到的说了一遍。
“今天早上换岗，旧哨兵从岗楼出来，新哨兵递给他一个纸包。旧哨兵揣进兜里就走了。岗楼上只有一个人，站了一袋烟的工夫，另一个才上去。”
“纸包里是什么？”
“看不清楚。像是吃的。”
第三天，她又去了。姓张的年轻人从沟里爬出来，递给她一个小布包。
“大嫂，这个你拿着。”
周三嫂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肥皂和两卷纱布。那时候肥皂是稀罕东西，纱布更是。
“你们自己不留着用？”
“你更需要。你天天出来，手上全是口子。”
周三嫂把布包揣进怀里。她看了看姓张的年轻人。他的嘴唇干裂，脸上晒得黝黑。
“你叫啥名字？”
“姓张，叫张玉和。”
周三嫂记住了这个名字。她挎着筐往回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两个伪军拦住了她。歪帽伪军翻了翻她的筐，只有草。
“你今天又去哪儿了？”
“山上割草。”
“割草割这么久？”
“草不好割。这片地割完了，得换一片。”
伪军踢了一脚筐里的草，草叶子扬起来。“走吧。”
周三嫂背着筐进了村。走到自家院门口，她把筐放下，坐在门槛上。女儿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草编的蚂蚱。
“娘，你看，二婶教我编的。”
周三嫂接过蚂蚱，看了看。草编的蚂蚱栩栩如生，翅膀是用两片细草叶交叉叠成的。
“好看。你二婶呢？”
“在家纳鞋底。”
周三嫂把蚂蚱还给女儿，站起来，挎着筐进了院子。她把草倒出来，摊在地上晾。然后从怀里摸出那个小布包，打开看了看。肥皂是白色的，纱布卷得整整齐齐。她把布包重新包好，塞进了炕洞里的一个瓦罐里。
过了几天，村里传来消息，说通县大队打了个伏击，炸了官道上的一个炮楼。周三嫂正在灶台上烧火，听见消息，手里的柴火棍停了一下。她没有说话，把柴火棍塞进灶膛，火苗舔着锅底。
女儿问：“娘，炸炮楼是啥意思？”
“就是把鬼子的窝端了。”
“那爹能回来了不？”
周三嫂没有回答。她把锅盖掀开，里面是半锅野菜糊糊。她舀了一碗，搁在灶台上凉着。女儿端起来喝，烫得直吸溜嘴。
周三嫂坐在灶台前，继续纳鞋底。锥子扎进去，麻绳拉出来，哧啦哧啦响。鞋底纳得厚，针脚密。
第六章 鞋底里的路
青石峪村在河北平山县的深山里。村口有一道石砌的寨门，寨门外是一条土路，通往山下的镇子。伪军的哨卡就设在寨门外的大槐树底下。
兰芳是青石峪村的妇救会骨干。她男人在八路军里当排长，两年没音信了。她一个人带着婆婆过日子，种着山坡上的几块条田。
1943年秋天，八路军要打掉山下的日军据点。据点在镇子东头，是一个大院子，四面有围墙，墙头上架着铁丝网。据点里驻着一个小队的日军和一个中队的伪军。硬攻不行，得先摸清里面的布防。
情报已经搞到了，是一张手绘的布防图。画图的人是据点里的一个伙夫，本地人，他儿子被日本人抓了壮丁，他咽不下这口气。布防图画在一张巴掌大的烟盒纸上，用铅笔画的，线条歪歪扭扭。伙夫把纸塞给了来送菜的联络员。
联络员把纸带回了青石峪。老支书蹲在灶房里，抽了一锅又一锅旱烟。情报在手里，可送不出去。据点增了兵，通往山下的路都加了岗哨。伪军查得严，连篮子里的鸡蛋都要挨个摸一遍。
兰芳来找老支书。“支书，把情报给我吧。明天一早保准送到。”
老支书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关卡查得这么严，你怎么往外送？”
“缝进鞋底里就是了。”
老支书看着她。“你一个妇道人家，出了事咋办？”
“我男人在八路军。我不能让他白打鬼子。”
兰芳回去纳鞋底。她纳鞋底的手艺是跟她娘学的，锥子扎下去，麻绳勒紧，针脚密得像芝麻粒。鞋底是用旧布一层一层裱起来的，裱了十几层，晒干了纳。纳出来的鞋底厚实，耐磨。
她把布防图裁成窄条，夹在两层布之间，用麻绳密密地缝住。缝完之后，她把鞋底拿起来对着油灯看。灯光透过布层，看不出任何异样。她又纳了十几双鞋，每一双都纳得一样厚。布防图藏在最底下那一双的鞋底夹层里。
第二天早上，兰芳挎着竹篮出了门。竹篮里搁着十几双千层底布鞋，摆得整整齐齐。寨门外的大槐树底下，两个日本兵站在路两边，几个伪军在挨个翻检行人的包裹。
“站住！干什么的？”
歪帽伪军拦住了兰芳，目光落在她的篮子上。
兰芳挤出一丝笑。“老总，我去镇上卖鞋，换点吃食。”
伪军抓起一只鞋，捏了捏鞋帮，又掂了掂分量。“这鞋底怎么这么厚？”
“山里石头多，底薄不经穿。”
伪军把鞋翻过来，看了看鞋底的针脚。纳得密，挑不出毛病。他又扒拉了一下最底下那几双，都是同样的厚底，同样的针脚。他挥了挥手。
“走！少耽误事。”
兰芳连声道谢，挎紧篮子赶紧过关。走过寨门，走过桥头，走到镇子口的集市上。她找了一个空位子，把鞋摆开。旁边卖菜的大婶问她：“这鞋怎么卖？”
“大鞋两毛，小鞋一毛五。”
“贵了。”
“针脚密，耐穿。”
大婶拿起一双翻了翻，放下了。
兰芳守在鞋摊前，眼睛看着路口。一个戴破草帽的庄稼汉走过来，蹲在鞋摊前。他的手在鞋底上按了按，抬起头。
“山上石头多，耐穿吗？”
暗号。兰芳的手指头攥紧了篮子沿。“大哥，鞋底厚实，包耐穿。”
庄稼汉点了点头，从兜里摸出几张毛票。“我买五双。”
他正在数钱，一个人从旁边蹿了出来。那是张秃子，镇上的汉奸，头上秃了一块，远远就能认出来。他指着兰芳和庄稼汉，冲着不远处的日本兵喊。
“太君，这婆娘的鞋有鬼！”
兰芳脑袋里嗡的一声。她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枪跑过来，庄稼汉的手往腰里摸。情报不能丢，同志不能被抓。她一把抄起鞋摊上的锥子，锥尖对着张秃子。
“我跟你们拼了！”
锥子扎进了张秃子的胳膊。张秃子惨叫一声，往后倒。赶集的人乱了，有人喊了一嗓子。
“跟鬼子拼了！”
卖菜的抄起扁担，卖肉的抄起剔骨刀，卖布的扯下架子上的竹竿。十几个乡亲围上来，扁担砸在日本兵的枪托上，剔骨刀砍在张秃子的腿上。两个日本兵被围在中间，枪响了，打中了一个卖菜的肩膀，但人越来越多。混乱中，一个日本兵被扁担打倒在地，另一个被剔骨刀逼到了墙角。张秃子在地上滚，腿上的血把土路染黑了一片。
兰芳的腿被枪托砸了一下，骨头像是断了。她倒在地上，手里还攥着那把锥子。庄稼汉冲过来，把她从人群里拖出来，拖进了一条巷子。
“同志，情报在鞋底里。底下那双。”
庄稼汉把她扶到墙根坐下，拿起那双鞋，用刀挑开鞋底的缝线。烟盒纸卷成的细条掉了出来。他捏着纸条，看了兰芳一眼。
“你等着。我送完情报就回来。”
庄稼汉跑了。兰芳靠在墙根上，腿上的血顺着裤管往下淌。集上的混乱还在继续，人声鼎沸，枪声偶尔响一下。她闭上眼睛，耳朵里嗡嗡的。
当天晚上，八路军连夜行动。战士们穿着千层底翻上山崖，趁着雨声掩护包抄了据点。机枪架在墙头上，手榴弹从窗户扔进去。打了不到半个时辰，据点被端了。
兰芳被乡亲们藏在了镇外的一个山洞里。腿伤养了一个多月才能下地。她回村的那天，老支书带着人在寨门口等她。她的腿上还缠着布条，走路一瘸一拐。
“兰芳同志，情报送到了。据点打下来了。”
兰芳点了点头。“我男人的鞋，我还没纳完。”
老支书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兰芳从他身边走过去，往自家院子走。院子里晾着一竹竿的鞋底，白花花的，在风里轻轻晃。
第七章 山那边的信
1939年7月，江苏金坛。
沈福庚挑着一担柴，从金坛城东门往里走。他二十三岁，个子不高，肩膀倒是宽。柴是他从城外的山上砍的，捆得整整齐齐，用一根竹扁担挑着。扁担头上挂着一个布包，里面是两块烧饼。
金坛城被日军占了两年。城门口设了哨卡，两个日本兵站在门洞里，一个伪军站在外面查良民证。沈福庚是金坛县抗日自卫团的侦察员，这次进城是为了摸清日军据点的布防。
他走进城门的阴影里，伪军拦住了他。
“良民证。”
沈福庚从怀里摸出良民证，递过去。伪军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的柴担。
“进城干什么？”
“卖柴。家里没米了。”
伪军翻了翻柴捆，没发现什么，挥了挥手。沈福庚挑着柴往城里走。他在城南的一个巷子里把柴卖了，买了半斤盐，然后在城里转了一圈。据点在城北，是一所旧中学改的，围墙上拉了铁丝网，门口有两个哨兵。
他转了两圈，把据点的位置、门口哨兵的数量、围墙的高度都记在了心里。然后他往城外走。出城的时候，还是那个伪军查良民证。伪军翻了翻他的布包，里面只有半斤盐和几块烧饼。
“走吧。”
沈福庚挑着空柴担出了城门。走出百十步，后面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那个伪军追了上来。
“站住！你刚才在城里转了好几圈，到底干什么的？”
沈福庚心里一紧，脸上没动。“老总，我卖柴的。柴卖了，在城里转了转，想找点零活干。”
“找零活？我看你是新四军的探子！”
伪军抓住他的胳膊，往回拖。沈福庚没有挣，跟着他走回了城门。门洞里的日本兵看见伪军拖了人回来，端着枪走过来。
“什么的干活？”
“太君，这人可疑，在城里转了好几圈。”
日本兵上下打量沈福庚。沈福庚低着头，两只手攥着扁担。正在这个时候，门洞里另一个伪军走了过来。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伪军的制服，头上戴着一顶帽子。她捂着鼻子，凑到日本兵耳边说了几句什么。
日本兵听了，皱了皱眉，挥了挥手。
“快走快走！”
沈福庚愣了一下，挑着柴担快步走出了城门。他没有回头，一直走到城外的土路上，才把扁担从肩上卸下来，坐在地上喘气。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伪女警姓吴，是金坛本地人。她男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她为了养活两个孩子，被迫在伪警察局做事。她看见沈福庚挑柴的架势，看出来他是干力气活的，不像探子。她跟日本兵说的是：“这个人我认识，是城南卖柴的，不是坏人。”
沈福庚记了吴姓女警一辈子。抗战胜利后，他托人找过她，没找到。有人说她带着孩子去了上海，也有人说她回了乡下娘家。
1945年8月初，天热得像蒸笼。沈福庚已经不在自卫团了，他在锡东县做地下交通员。那天他在梅西区碰完头，往县委赶。路上要经过一个日军哨卡，卡子设在桥头，两个日本兵和一个伪军守着。
沈福庚穿着一身灰布短褂，腰里别着一把蒲扇。他从桥上走过去，日本兵拦住了他。
“站住！路条的？”
沈福庚摸了摸兜，没有路条。他脑子转得快，朝日本兵笑了笑。
“太君，我是前面村里的人。刚才太君让我去送个信，回来的时候忘了开路条。”
日本兵皱了皱眉。“哪个太君？”
“就是桥东头炮楼上的。戴眼镜的那个太君。”
日本兵互相看了看。桥东头确实有个炮楼，里面确实有个戴眼镜的军曹。他们拿不准沈福庚说的是真是假。沈福庚趁他们犹豫，又补了一句。
“太君要是不信，可以跟我一起去炮楼问问。耽误了太君的事，我可担不起。”
日本兵摆了摆手。“快走快走。”
沈福庚过了桥，步子不快不慢。走到桥那头的大路上，他才把蒲扇从腰里抽出来，扇了两下。后背上的汗已经把褂子浸透了。
1986年，锡东县文史办的两个工作人员来采访他。老人坐在屋里，炉火映着他花白的头发。他把这两次过哨卡的事讲了一遍。工作人员在本子上记。
“你当时不怕吗？”
沈福庚眯起眼。“怕。哪能不怕。腿肚子都转筋。可你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你一慌，敌人就盯上你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那个吴姓女警，我一直想找她。她救过我的命。可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炉火里的柴噼啪响了一声。沈福庚低下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
第八章 田埂上的药
1942年春天，山东沂蒙山区。
祖秀莲蹲在灶台前熬药。药罐子里的水咕嘟咕嘟响，一股苦味飘出来。她拿筷子搅了搅，药渣翻了上来，是山上采的草药。柴胡、蒲公英、车前草，还有一味是她从镇上药铺里换来的黄连。
郭伍士躺在里屋的炕上。他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战士，在一次突围中腹部中了两刀，被乡亲们抬到了祖秀莲家。祖秀莲把他藏在了西山的一个岩洞里，每天以割草打柴为掩护上山送饭送药。
洞子不大，能容一个人躺下。洞口被灌木和杂草遮着，从外面看根本看不出。祖秀莲把药罐子从灶台上端下来，倒进一个粗瓷碗里。药汤黑乎乎的，冒着热气。她把碗搁进竹篮，竹篮底下垫着草，上面盖着布。
“娘，你去哪儿？”
闺女从院子里跑进来。祖秀莲摸了摸她的头。
“上山割草。你在家看着灶。”
“我也去。”
“你别去。路远。”
祖秀莲挎着竹篮出了门。她家住在山脚下，往上走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酸枣棵子和野草。她走得不快，边走边用镰刀割路边的草。割一把，搁进篮子里。篮子里的药碗被草盖住了。
走到半山腰，她停下来歇脚。山下传来狗叫声，是据点方向的。她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狗叫声停了。她继续往上走。
到了洞口，她把草拨开，钻进去。洞里暗，眼睛一下子不适应。郭伍士躺在草铺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
“郭同志，吃药了。”
郭伍士睁开眼。“大娘，又麻烦你了。”
“别说这些。张嘴。”
她把药碗端到他嘴边，他喝了一口，苦得皱了皱眉。祖秀莲从兜里摸出一小块冰糖，塞进他嘴里。
“含着。去苦味。”
郭伍士含着冰糖，眼泪从眼角淌下来。祖秀莲解开他肚子上的布带子，看了看伤口。伤口周围红肿，中间有一处发黑。她用手轻轻按了按，郭伍士疼得吸了一口气。
“伤口里头有蛆了。”
她把手洗干净，用竹签子把伤口里的小蛆一条一条挑出来。挑一条，用盐水擦一下。郭伍士咬着牙，额头上全是汗。祖秀莲的手很稳，竹签子拨一下，蛆就掉下来。
“疼不疼？”
“不疼。”
“骗人。”
挑完蛆，她用干净的布条重新包扎好。然后从篮子里把草药拿出来，搁在洞口晾着。
“大娘，你家里还有粮食没有？”
“有。你甭操心。”
“我听见你闺女在哭。是不是没吃的了？”
祖秀莲没有回答。她蹲在洞口，把晾着的草药翻了个面。家里的粮食确实不多了，苞谷面只剩小半缸，地瓜干也快见底了。可她不能跟郭伍士说这些。
“你好好养着。等你好了，打鬼子去。”
郭伍士在洞里躺了一个多月。祖秀莲每天上山送饭送药，风雨无阻。有时候下雨，山路滑，她摔了好几跤，膝盖磕破了皮。她把篮子护在怀里，药碗没洒出来。
有一天，她上山的时候，遇到两个伪军在搜山。伪军端着枪，沿着山道往上走。祖秀莲蹲在路边割草，镰刀割得沙沙响。伪军走到她跟前，看了看她篮子里的草。
“看见八路没有？”
“没有。我割草的。”
“割草？这山上有什么草好割？”
“喂羊。家里养了两只羊。”
伪军往山上看了看。山上的灌木丛密密匝匝，看不到人影。他们骂骂咧咧地往下走了。祖秀莲蹲在原地，继续割草。等伪军的脚步声远了，她才站起来，往洞口的方向走。
郭伍士的伤养了两个多月，能坐起来了。祖秀莲把他从洞里扶出来，让他靠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山下的村庄看得清清楚楚，炊烟从屋顶升起来，细细的一缕。
“大娘，我该走了。找部队去。”
祖秀莲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塞进他手里。“路上吃。”
郭伍士打开一看，是几个煮熟的地瓜，还有两块苞谷饼子。饼子还温着。
“大娘，你家里……”
“别说了。走吧。天黑之前翻过山，别走大路。”
郭伍士站起来，腿还在发软。他朝祖秀莲鞠了一躬。祖秀莲摆了摆手。
“走吧。别回头。”
郭伍士一瘸一拐地往山上走了。祖秀莲站在洞口，看着他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灌木丛后面。她蹲下来，把洞口用石头堵上，把周围的草拢了拢，看不出有人来过的痕迹。然后她挎起空篮子，顺着山路往下走。走到半山腰，她看见路边的草丛里有一根狗尾巴草，顺手掐了下来，夹在手指间转着。
回到家，闺女在院子里等她。
“娘，郭叔叔呢？”
“走了。”
“他啥时候回来？”
“打完了鬼子就回来。”
闺女没有再问。祖秀莲坐在门槛上，把篮子里的草药倒出来，一根一根摊开晾着。院子里堆着几捆干草，是前几天割的。她翻检着草堆，把杂草和药草分开。
第九章 缝在衣角的字
1943年秋天，江苏仪征月塘乡张岗村。
张凤来在灶台上收拾碗筷。她男人张凤早些下地干活了，灶上的铁锅里还剩半锅稀粥。张凤来把粥盛出来，搁在灶台上凉着。
院门突然响了一声，一个矮胖的身影撞了进来。张凤来抬头一看，是月塘乡的地下党老胡。老胡的衣裳破了半边，脸上有一道血印子，喘得说不出话。
“老胡！你这是怎么了？”
张凤来把碗放下，快步走到院门口。她探头往外看了一眼，土路上没有人。她关上门，用门闩插好。
老胡蹲在灶台后面，两只手抱着头。“伪军追我。从月塘一路追过来的。我跑不动了。”
张凤来看了看老胡的脚。他的鞋跑丢了一只，光着的脚上全是泥。她转身进了里屋，翻出一双旧布鞋。
“换上。”
老胡换上鞋。张凤来又从灶台上把那半锅稀粥端过来。
“先吃。吃了再说。”
老胡接过碗，几口把粥喝完了。张凤来站在院门口听了一会儿，外面还是没有动静。她回到灶台边，看了看老胡。
“你不能待在这儿。伪军肯定要挨家挨户搜。”
“那我往哪儿走？”
张凤来想了想。她走到院墙角落，拿起一把镰刀，递到老胡手里。
“走，跟我出去。不割完草别回家。”
老胡愣了一下。“割草？”
“你装成我男人。下地割草。伪军问起来，我就说是我男人在田里干活。”
张凤来把镰刀塞进他手里，又从院子里拿了一个背篓，搁在他背上。两个人出了院门，往村后的山坡走。张凤来走在前面，老胡跟在后面，低着头，背篓压着肩膀。
走到山坡上的时候，后面传来脚步声。两个伪军端着枪追了上来。
“站住！干什么的？”
张凤来转过身。“老总，我和我男人去地里割草。”
伪军看了看老胡。老胡低着头，手里攥着镰刀，背篓搁在地上。伪军又看了看张凤来。
“你男人？叫什么名字？”
“张凤。”
“干什么的？”
“种地的。”
伪军围着老胡转了一圈。老胡的身上穿着一件破褂子，是他刚才换上的。他的脸虽然胖了些，可不仔细看也看不出什么。伪军踢了一脚背篓。
“这背篓怎么是空的？”
张凤来抢在前面开口：“刚出来，还没割呢。老总，家里养了羊，不割草就得饿死。”
伪军骂了一句，摆了摆手。“走吧。别耽误事。”
张凤来拉着老胡继续往山坡上走。走到半山腰的一片荒地，她蹲下来开始割草。老胡也蹲下来，学着她的样子割。镰刀搁在草茎上，割一把，搁进背篓里。
两个人割了小半个时辰，背篓满了。张凤来站起来，往山下看。伪军已经走了，土路上空荡荡的。
“老胡，你顺着这条山梁往东走。走到头有一条河，河对岸就是月塘的庄子。那边有人接你。”
老胡把镰刀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凤来嫂子，今天多亏你。”
“别说了。快走。”
老胡往东走了。张凤来背着背篓往山下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两个伪军还在路边坐着。歪帽伪军看见她，问了一句。
“你男人呢？”
“在后面。割草呢。一会儿就回来。”
伪军没再问。张凤来背着筐进了村，走到自家院门口，把背篓放下。背篓里的草倒在院子里，摊开晾着。她坐在门槛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手上有泥，还有草汁的绿印子。
过了几天，老胡托人带了个口信来，说他已经到了月塘，安全了。张凤来听完，把口信记在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她继续每天割草，喂羊，种地。
有一天，她在院子里翻检草堆的时候，从草里翻出了一根狗尾巴草。她把狗尾巴草扎成小把，搁在窗台上。女儿跑过来问她要。
“娘，这个给我。”
“给你。拿去玩。”
女儿拿着狗尾巴草跑了。张凤来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晾着的草。日头照在草上，草叶子慢慢卷起来，颜色从绿变黄。
第十章 草绳上的结
1944年冬天，云南腾冲江苴村。
陈大民从户帕运粮回来之后，在村里当了民兵。他年纪小，跑得快，队长让他送信。江苴到腾冲县城的路有四十多里，中间要经过两个日军哨卡。
陈大民送信的法子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把信纸藏在身上，也不藏在鞋底里。他把信纸搓成细条，编进草绳里。草绳是他自己搓的，用山上的茅草搓成，编得松松的，有粗有细。信纸搓成的细条塞进草绳中间的缝隙里，从外面摸不出来。
他每次出门，腰里都系着一根草绳。草绳上打了几个结，有大有小。大结是“平安”，小结是“有情况”。那是他跟接头的人约好的暗号。
有一回，他送一封紧急信去腾冲。走到半路，在龙川江边遇到了日军巡逻队。巡逻队有五个人，骑着马，沿着江边的小路走。陈大民看见他们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躲了。他蹲在路边，假装在割草。
巡逻队走到他跟前，一个军曹勒住了马。
“小孩，干什么的？”
“割草的。家里养了牛。”
军曹看了看他腰上的草绳。“这个，什么的干活？”
陈大民把草绳解下来，递过去。“腰带的。扎裤子的。”
军曹接过草绳，翻来覆去看了看。草绳上打了三个结，两个大的，一个小的。他用手捏了捏结，结是实的，捏不出什么。他把草绳扔回来。
“快走。”
陈大民把草绳重新系上，拎着镰刀往路边的高粱地里走。巡逻队骑着马走了。马蹄声远了之后，他才蹲下来，把草绳解开，把里面搓成细条的信纸抽出来。信纸完好，没有受潮。他把信纸重新搓好，塞回草绳里，重新系上。
到了腾冲城外的联络点，他把草绳解下来，递给接头的人。接头的人解开草绳，取出信纸，看了看上面的字。
“送到了。你回去吧。路上小心。”
陈大民往回走。走到江苴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娘在灶台上热着苞谷糊糊。他坐在门槛上，把草绳从腰上解下来，搁在膝盖上。草绳磨毛了边，结有些松了。他把结重新紧了紧。
“娘，明天我去山上割草。再搓几根草绳。”
他娘从灶台上端了碗糊糊过来。“先吃饭。”
陈大民接过来，低头喝。院子里堆着一捆茅草，是他前几天割的。他明天要把那些草搓成绳。搓得紧些，再紧些。
陈大民后来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一根草绳。草绳已经发黑，结也散了，可他不肯扔。
“这是那时候搓的？”
“后来搓的。那时候的早就烂了。”
他把草绳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慢慢摩挲着。院子里晒着一片苞谷，金黄的颗粒铺在地上。风吹过来，苞谷叶子沙沙响。
（全文完）
声明：本文内容基于真实史实创作，事件真实存在，部分对话与细节依据历史资料进行艺术加工，请理性阅读，勿与现实人物、事件关联！
文献来源：
1.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江苏省档案馆藏，《铜山县抗日斗争史料汇编》，1940年
3. 无锡市党史方志办公室，《无锡也有个“阿庆嫂”》，无锡日报，2015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