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历史叙事里,华盛顿被称作国父;在民国政权当年的历史框架下,国民政府曾于1940年将孙中山先生尊为“国父”。不少读者会产生疑问: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什么没有效仿一些国家确立“国父”?这个问题的答案,与我国的国体性质、唯物史观,以及一套严谨自洽的历史评价体系有关。
首先,“国父”这个概念本身,和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并不兼容“国父”诞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话语体系,它的核心逻辑是将一个国家的诞生,主要归功于某一位核心领袖,视作国家独一无二的开创者。当年国民政府确立这一尊称,依托的正是当时的叙事:辛亥革命开启共和,孙中山是共和制度的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新中国不是某一个人一手缔造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阶层人民,历经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共同奋斗换来的成果。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那种带有“一人缔造一国”色彩的尊称,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底层逻辑,从根源上不相契合。要不要设立这一类称谓,并不是简单“要不要学习外国”的选择题,而是由我们自身的国体与革命道路内在决定的。
其次,这是坚持唯物史观、摒弃英雄史观的必然选择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进步是无数人接续奋斗的结果,而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独角戏。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接力。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让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但受时代条件与历史局限,辛亥革命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目标,还有待后来者继续奋斗。
权威表述明确: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带领人民接续奋斗,完成了他未竟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
“国父”这套叙事模式,容易把建国历史归于单一核心人物,简化复杂的集体奋斗历程,和我们坚持的人民史观相悖。我们的历史评价,始终兼顾个人贡献与集体力量,既承认关键人物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不把历史功劳全部归于一人。
第三,我们有着一套成熟、精准的官方评价体系,客观评价不同历史阶段的伟人对于毛泽东同志,官方定论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主要”二字分寸感十足,清晰说明新中国的诞生,是党和人民共同拼搏的成果,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无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主席
对于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官方评价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这一定位,充分肯定了他开拓性、划时代的历史功绩,清晰划分了历史阶段: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探路者,并非新中国的缔造者。这套评价兼顾个人贡献与集体奋斗,契合我们的历史叙事逻辑。而“国父”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称谓,依托另一套叙事体系,二者各有适用范围,不宜简单混用。
我们也应当理性区分不同语境。台湾地区沿用“国父”的说法,是延续过去的历史习惯。我们尊重台湾同胞缅怀孙中山先生的真挚情感,希望他们继承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期盼国家统一的遗志。但这属于当地长期沿袭的话语习惯,我们并不采用这套历史叙事框架。
也有人会疑惑,不使用“国父”这一称谓,是不是代表对伟人的敬意不足?恰恰相反。真正的敬重,从来不需要依靠一个特殊标签来加持。
“国父”的叙事逻辑,往往将一个国家的诞生绑定在单一人物身上;而新中国的历史叙事,始终扎根于人民。我们铭记先辈、缅怀伟人,充分肯定他们的开拓与牺牲,也始终牢记: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历史是人民书写的历史。
不设立“国父”,不是淡化伟人的历史功绩,而是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恪守人民共和国的立国根基。既承认伟人不可替代的贡献,也认清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接续传承先辈振兴中华的理想,这正是新中国历史叙事清醒而厚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