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1日，晚上十点刚过，北京机场的跑道上落下一架专机。
机身上没有美国空军的标志，因为坐在这架飞机里的人，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他叫尼克松，四年前他还是白宫的主人，如今却因为“水门事件”灰溜溜地下了台，在美国国内连提他的名字都有人啐一口唾沫。
可中国给了他一个让全世界都看不懂的待遇：红地毯，21响礼炮，几十号高级官员在寒风里站得笔直。代总理华国锋亲自接机，外长乔冠华全程陪同。这排场，跟接待一个在任的超级大国元首没任何区别。
尼克松走下舷梯，步子很慢。他的目光从红地毯扫到接机的人群里，扫了一遍，又扫了一遍。
他没有找到那个他想见的人。
四年前的同一天，也是这个机场，也是2月21日，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矮个子男人，笑呵呵地朝他伸出手，说了一句让他记了一辈子的话：“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二十多年没有交往了啊！”
那个人叫周恩来。
尼克松被彻底征服了很多人不知道，1972年尼克松来之前，中美已经二十多年没说过话了。两边互相骂了半辈子，突然要坐下来谈，搞不好就是一场外交灾难。可周恩来硬是把这事儿办成了，还办得漂漂亮亮。
先说一个细节。当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当着全世界的面拒绝跟周恩来握手，这件事周总理记了十八年。所以1972年尼克松来之前，周恩来特意交代：让空军把总统专机停远一点，远到尼克松必须走很长一段舷梯，所有记者都能把镜头对准他。
尼克松也是个明白人。飞机刚停稳，他一把拦住要跟着下去的随行人员，只带着夫人帕特，独自走下舷梯。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他的右手已经伸出去了。
两人握手，整整1分58秒。
事后尼克松在回忆录里写：“我知道他为什么让我走那么远，我也知道他为什么握那么久。这不仅仅是礼貌，这是历史。”
更绝的是国宴上的安排。尼克松就职典礼上选的那首曲子叫《美丽的亚美利加》，周恩来提前一个月就让外交部的人打听清楚了，然后通知中央乐团：练，连夜练。等到尼克松夫妇在人民大会堂一坐下，乐队奏起的就是这首歌。帕特当场眼泪就下来了。尼克松后来跟基辛格说：“你在敌对二十多年的国家，听到人家演奏你家乡的曲子，那不是国歌，但比国歌还让人受不了。”
还有茅台酒。周恩来拿出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茅台，跟尼克松说：“这酒厉害，我们长征时候用它消毒。”尼克松开了个玩笑：“听说有人喝多了想点烟，结果把自己炸了。”周恩来哈哈大笑，顺手划了根火柴，往酒杯里一点——噗，蓝色的火苗窜了起来。尼克松夫妇看得目瞪口呆。这个镜头第二天登遍了美国所有的报纸头版。
但这些都不是最让尼克松服气的。最让他服气的，是周恩来谈判时的脑子。
《上海公报》最卡壳的地方是台湾问题。美方想含糊其辞，中方要求白纸黑字。两边吵了好几天，谁都让不了。周恩来最后提了一个方案：咱们各说各的。你们美国人说你们想说的，我们中国人说我们必须说的，都写在同一份公报里。这个“创造性模糊”的办法，后来成了国际外交的经典案例。
尼克松后来在《领导人》那本书里写了一段话：“我见过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见过全世界的所谓政治强人。但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比周恩来更清晰、更锋利。”
周总理走的那天，联合国破例降了半旗1972年尼克松走的时候，周恩来已经74岁了。他身体其实已经有问题了，膀胱癌一年前就查出来了，但他都没告诉任何人，连很多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每天照样工作十八个小时以上，批文件批到凌晨三四点。
1975年秋天，他第三次做大手术，体重只剩下61斤。邓小平去医院看他，出来后在走廊里哭了。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走了。他临终前对邓颖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什么事了，你去找找，看还有什么文件没批完。”
消息传到联合国，安理会正在开会。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当场打断会议，说：“我建议全体起立，为周恩来总理默哀。”然后联合国总部破例降了半旗。这是联合国历史上头一回为一个国家的总理降半旗。
可接下来的事，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周恩来留下遗嘱：遗体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是随便撒，他指定了四个地方，分别是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北京是他建国的地方，密云水库是他抓的水利工程，天津海河入海口是他1919年闹革命的地方，黄河入海口面朝台湾，他盼着祖国统一。
1月15日晚上，一架撒农药用的“安-2”小飞机，从通县一个军用机场悄悄起飞。邓颖超和周恩来的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在夜风里把骨灰一捧一捧撒下去。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记者。
没有墓。没有碑。什么都没有。
从秦始皇到清朝皇帝，两千多年了，中国任何一个说得上名字的大人物，死后都要修个大墓。周恩来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什么痕迹都没留下的最高领导人。
1976年，一个落败的总统想给老朋友扫个墓尼克松1974年因为“水门事件”被赶下台，回到加州老家，成了全美国的笑话。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每天反复听1972年访华的录音带。那段日子，全世界没有几个领导人还搭理他。
但周恩来没有忘记他。
1974年10月，周恩来在病床上口述了一封电报：“你是伟大的政治家，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尼克松收到后，在日记里写：“在所有世界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唯一一个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公开支持我的人。”
1975年，毛泽东也让中国驻美联络处的人带话：“毛主席说，你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中国随时欢迎你回来。”尼克松手都在抖，他知道毛泽东那时候基本不见外宾了。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突然发了一个公告：中国政府邀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于2月21日再次访华。美国国务院当时就慌了，福特总统正想着怎么在对华政策上往后缩呢，中国这招等于直接绕过了现任政府，跟“老朋友”单线联系。
尼克松出发前，其实不知道周恩来已经走了。他一直以为这次还能见到那个穿灰色中山装的老朋友。直到飞机快落地了，机组人员才小心翼翼地告诉他：“周总理……上个月去世了。”
尼克松没说话。沉默了整整十分钟。
2月22日，他见到了邓颖超。他带了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还有一张精心装裱的照片——1972年他和周恩来握手的那一张。他本来想让周总理签个名的。
邓颖超接过照片，摸了摸周恩来的脸。她没有哭，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说：“这是恩来生前用过的笔，送给你做个念想。”
尼克松双手接过去，眼圈红了。
秘书一句话，总统当场哭了尼克松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话：“我想去给周总理扫个墓。”
旁边陪同的中方人员互相看了一眼，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说。最后还是负责礼宾的那个外交官开了口，声音很低：“周总理的骨灰……已经按照他本人的遗愿撒掉了。没有留下墓地。”
尼克松愣住了。
他先是没反应过来，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或者翻译翻错了。什么叫“没有留下墓地”？一个国家的总理，一个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怎么连块墓碑都没有？
然后他明白了。他想起1972年在北京看到的那个周恩来：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宴会上只吃面前那碟花生米、好菜全让给客人，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眼底永远挂着青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死后给自己修个大墓？
尼克松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据在场记者后来披露，他低声说了一句：“你们中国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你们的伟人？”
随行记者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尼克松整个人僵在那里，嘴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大概有一分钟。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曾经让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都俯首帖耳的男人，眼里全是泪水。”
他后来对基辛格说起那一刻的感受，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无法理解。在美国，一个小镇的镇长死了，都会有一个墓地和一块碑。可周恩来——他值得一座金字塔。”
但我觉得，尼克松哭，不光是因为惊讶。他心里还有别的东西。
那一年，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被钉在耻辱柱上，连他自己党内的同志都躲着他。而周恩来，全世界人都在赞美他。尼克松此行，本来想通过“给周总理扫墓”这个仪式，把自己和这位伟人重新绑在一起。
尼克松一辈子追逐权力，为了连任不惜违法窃听，最后身败名裂。而周恩来，手握大权却一分私利不占，死后连一寸土地都不要。尼克松在那一刻突然意识到，自己这辈子永远达不到周恩来那个境界。他的眼泪里，有敬佩，有委屈，也有说不出口的自惭形秽。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至今觉得这是对周恩来最精准的评价之一：“周恩来的骨灰撒在了他深爱的土地上，不需要任何标记。只有那些真正不需要靠墓碑来证明自己伟大的人，才敢这样死去。”
最后一面：两个老人的茶杯1976年2月23日上午，尼克松见到了毛泽东。
那时候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穿着睡衣一样的宽松衣服，被工作人员搀进会客厅，说话含混不清，要靠秘书在旁边“翻译”。但他的脑子一点不糊涂。他见到尼克松，第一句话是：“我们这边的老朋友不多，你算一个。”
两个人端起茶杯，以茶代酒，碰了三次杯。
毛泽东说：“去年你那个国家有人来，谈得不怎么样。”他指的是福特总统访华。尼克松说：“那是他们的事。对我来说，1972年的事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外国客人。七个月后，他也走了。
尼克松离开中国后，再也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但他书房里一直挂着那张和周恩来握手的照片，挂了整整十八年。1994年他去世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我见过很多领导人，戴高乐、丘吉尔、勃列日涅夫……但周恩来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追随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