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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深圳表示,仍在推进收回达尔文港

11月19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围绕达尔文港99年租赁权的争议再次升级。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深圳表示,政府仍然希望把达尔文港重新交到澳大利亚人手中,并称相关安排正在推进。

但港口的中国租赁方岚桥集团态度明确:不愿意出售,也不会为了满足澳大利亚政府的竞选承诺而主动放弃租赁权。

这场争议已经不只是一次商业谈判,而是正在进入国际法律程序。

当年公开竞标,如今却要提前收回

事情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澳大利亚北领地政府决定将达尔文港长期租赁经营权对外招标。中国山东岚桥集团最终以5.06亿澳元中标,获得99年租赁权。

这里有一个细节必须说清楚:岚桥取得的是港口长期租赁经营权,并不是买下了整个港口的土地和所有权。岚桥持有港口运营公司80%的权益,北领地方面保留20%。

这笔交易当时经过公开竞争和政府审批。澳大利亚议会研究部门的资料显示,共有33家公司登记表达兴趣,岚桥进入最终竞标并以5.06亿澳元取得租赁权。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家中国企业私下拿下澳大利亚重要基础设施,而是按照当地当时的法律和程序完成的商业交易。

问题在于,交易完成后,澳大利亚国内围绕港口的政治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达尔文港位于澳大利亚北部,是当地重要的贸易和交通设施。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达尔文有轮驻安排,港口的地理位置也被一些澳大利亚政客和安全人士赋予了更多战略意义。

此后,澳大利亚政府多次审查这笔租赁安排。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议会研究部门2025年公布的政策简报提到,相关政府审查没有发现需要取消租约的国家安全理由。2023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布的审查结论,同样认为没有必要修改或取消租赁协议。

但到了2025年大选,澳大利亚两大主要政党都把收回达尔文港纳入政治承诺。原本一笔长期商业投资,就这样再次成为国内政治议题。

中国企业拒绝出售,争端进入国际程序

今年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动收回港口的态度越来越明确。

阿尔巴尼斯政府希望通过收购租赁权,或者推动港口转让给澳大利亚企业,实现所谓的“回归澳大利亚人手中”。

但岚桥集团并不接受这种安排。

11月18日,岚桥发布声明,明确否认正在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就出售租赁权进行商业谈判,并表示自己从来不是一个愿意出售港口的卖方。

企业还强调,岚桥当年是通过公开、竞争性、获得政府批准的程序取得租赁权,投资时也建立在澳大利亚长期保护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和预期之上。

更重要的是,岚桥已经启动国际争端解决程序。

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公开资料显示,岚桥集团及相关中国投资者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一案,已于2026年4月23日登记立案,案件目前仍在审理中。争端依据涉及《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尚未作出最终裁决。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政府如果希望提前终止租赁安排,就不能只考虑国内政治承诺,还必须面对合同义务和国际投资规则。

国家安全不能成为随意改变合同的理由

澳大利亚方面反复强调达尔文港的战略位置,认为港口应当掌握在本国企业手中。

一个国家当然有权重视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也可以依法建立监管制度。但问题在于,国家安全审查和商业合同不是一回事。

如果确实发现了具体安全风险,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采取相应监管措施。但如果此前多轮审查没有要求取消租约,现在又仅仅因为政治环境变化,就要求投资方提前交出经营权,那么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当年政府批准的交易,今天为什么可以轻易推翻?

更何况,岚桥不是无偿取得港口经营权,而是支付了5.06亿澳元。长期投资需要长期预期,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考虑的不只是眼前收益,还有几十年经营周期内的政策稳定性。

如果政府可以因为一次选举承诺,就要求企业放弃已经合法取得的长期经营权,那么受到影响的就不只是岚桥一家企业。

评论:澳大利亚需要考虑的不只是一个港口,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被忽视

这件事对中国企业出海有现实警示意义。

过去,一些西方国家积极欢迎中国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能源、矿产和制造业领域。中国企业带着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当地市场,创造就业、缴纳税收,也为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投资。

但当国际关系发生变化,部分商业投资就可能被重新放到国家安全和政治竞争的框架下审视。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安全审查都没有依据,也不意味着外国企业可以不遵守当地法律。真正的问题是,审查必须有明确标准,政府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已经形成的合同权利也应当得到尊重。

如果一笔经过公开竞标、政府批准的投资,最终仍然可能因为政治风向变化而被提前收回,那么其他外国投资者自然也会重新评估当地的投资环境。

达尔文港争议最值得关注的地方,不是中国企业和澳大利亚政府谁的声音更大,而是国际投资规则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中国企业走出去,当然要尊重所在国法律,也必须重视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等方面的合规要求。但尊重当地法律,不等于可以放弃自身依法取得的权利。

澳大利亚可以讨论港口未来的经营安排,也可以依法提出收购方案,但不能把政府的政治目标直接变成企业必须接受的商业条件。

如果双方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就应该让国际仲裁机制按照合同和相关法律处理,而不是让政治压力代替法律程序。

对中国企业来说,这起事件也再次说明,海外投资不能只看市场规模和短期收益。投资协议、法律保护、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当地政治风险,都必须提前考虑。

对澳大利亚来说,达尔文港也不只是一个港口。它关系到政府承诺是否可信,关系到外国投资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亚的营商环境。

当年澳大利亚主动招商,希望中国资本进来;如今又希望提前收回经营权。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场争端都会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对外国投资者作出的承诺,究竟能不能经得起政治变化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