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5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旁边的一间会议室里,伊朗经济与财政部副部长海达里对约300名中伊商界人士摊开了一份清单:150个项目,11个领域,总价3000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伊朗2025年全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80倍以上,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口径下,伊朗去年拉到的FDI只有16.5亿美元,这不是伊朗第一次向中国递账单,但这次数目尤其大。
2021年中伊两国签署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外界流传的框架规模是4000亿美元。
如今五年过去,德黑兰至马什哈德的高铁没有动工,恰巴哈尔港的进度远低于预期。
2017年中石油签下南帕尔斯气田48亿美元开发协议,那是中国企业在伊朗最后一个拿得出手的大项目;2018年美国重启制裁后中企暂停,此后再没有出现过同等量级的投资记录。
海达里
2026年11月的这份新清单,本质上是在旧账单上添了一个零。
海达里在论坛上说得直白:伊朗未来五年能源和基础设施现代化需要约2500亿美元,仅石化领域30个项目就要超过450亿美元。
2500亿和3000亿之间的差额,大概可以理解为“先往大了报,谈的时候再往下砍”。
其中中方的反应可以用一个细节概括:截至目前,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在论坛现场签署具有约束力的投资承诺。
伊朗方面介绍了《外国投资鼓励与保护法》,承诺利润可以汇出、外资可以100%持股、设有中国投资专门窗口。
这些条款放在正常国家身上是加分项,放在伊朗当下的处境里,像是一份写在沙滩上的合同。
钱不是问题,钱出去之后的事才是问题
3000亿美元对中国资本来说不是凑不出来的数目,问题在于这笔钱一旦离开中国的银行账户,进入伊朗的工地和油田,它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IMF在2026年4月的预测给出了一个坐标:伊朗经济当年萎缩6.1%,通胀率68.9%,里亚尔跌到约132万兑1美元。
食品通胀的细分数据更刺眼: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里,面包和谷物涨价140%,油脂类涨价219%。
伊朗央行开始发行面值1000万里亚尔的纸币,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面额。一个国家印出千万级面额的钞票来应付日常交易,它的货币信用已经不足以支撑一份以美元计价的长期投资回报测算。
美国的手同时按在两道阀门上,海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没有解除。
鲁比奥11月10日在巴黎G7外长会后说得很清楚:伊朗“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每天都更严重”,美国没有必要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因为经济手段正在做军事手段本来要做的事。
海上封锁切断的是伊朗的石油出口现金流,而金融端的次级制裁切断的是外国企业跟伊朗做生意的意愿。
2026年10月1日,美国财政部OFAC把伊朗汽车和铁路行业纳入可制裁范围,同一天将多家伊朗及第三国主体列入SDN名单,其中包括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
更早的2026年5月,5家中国企业因参与伊朗石油交易被列名,制裁的传导链条覆盖了能源采购、金融结算、航运保险和上下游供应链。
到11月,波及的中国相关实体数量已经扩大到136家,山东几家民营炼化巨头和港口运营主体都在名单上。
一家有国际业务的中国企业,在伊朗投下一亿美元建石化装置,它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伊朗有没有钱付回报”,而是“我的美元结算通道会不会明天被掐断”。
一旦被OFAC列名,损失的远不止伊朗那一块资产,全球范围内的美元业务、保险、航运、甚至跟第三国银行的正常往来都会受到挤压。
这笔账不需要精算师,任何一个财务总监拿起计算器按两下就能得出结论。
伊朗的3000亿清单里,能源和矿业项目动辄需要数十亿、上百亿美元,建设周期五年起步,回报周期十年以上。
2026年1月伊朗爆发过全国性抗议,里亚尔暴跌是导火索。
一场社会动荡之后,合同还在不在、政府还认不认、利润还能不能换成硬通货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外国投资鼓励与保护法》的条文里,在德黑兰街头的政治稳定性里。
铁路在跑,钱在等:两种完全不同的“合作”
就在伊朗递出3000亿美元清单的一个月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佐霍里安透露了另一组数字。
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来,中国至伊朗的铁路货运量涨了10倍,这个数字比3000亿更值得看。
它说明中伊之间的经济联系没有断,但联系的方式已经变了。封锁之前,从西安到德黑兰的货运列车大约每周一趟;封锁开始后,频次压缩到每三到四天一趟。
列车运出去的是伊朗的石油和矿产,运回来的是中国的工业零配件、机电设备和民生必需品。
这是一种现金流级别的合作,铁路运输的规模有限,每天三四十万桶石油换不回伊朗战前每天百万桶级别的出口收入,但它维持住了伊朗财政的最低运转,让国家不至于在封锁中彻底休克。
对中国来说,这条陆路通道保障了一部分能源供应的连续性,绕开了海上咽喉,成本可控,政治风险分散。
重资产投资是另一回事,铁路货运不需要在伊朗境内浇筑混凝土、铺设管道、雇佣上千名当地工人、跟地方势力周旋十年。
它是一列火车开进去、装货、开回来,结算周期以周计,退出成本以“下一趟不发了”计。
3000亿美元的项目清单要求中国企业把真金白银埋进伊朗的土地里,然后在制裁、通胀和政治不确定性的三重压力下等回报,两种合作的逻辑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伊朗的问题在于,它把“中国愿意买油、愿意跑铁路”当成了一个可以顺延到投资领域的信号。
买油和修铁路是贸易行为,贸易行为跟着价差和通道走;投资是资产行为,资产行为跟着产权保护和退出机制走。
中国可以在铁路货运上跟伊朗加深联系,因为那笔钱每天都在回来。
但中国企业很难在石化装置上签字,因为那笔钱一旦出去,回不回得来不取决于海达里的承诺,取决于华盛顿下一个制裁名单上写谁的名字。
当然,伊朗不是唯一向中国伸出双手的国家,同一时期,2025年中国银行业对海湾地区贷款增长近三倍至157亿美元,主要流向沙特和阿联酋。
海湾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它们的货币跟美元挂钩,合同纠纷有可执行的仲裁路径,美国的制裁大棒不会因为一笔正常的商业投资落下来。
资本不会因为一个国家“更需要钱”就流向那里,它流向的是“钱放进去之后还能不能拿出来”的地方。
鲁比奥在巴黎说的那句话,伊朗应该比中国听得更清楚。
“经济痛苦每天都更严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美国不着急。中期选举已经结束,特朗普暂时搁置新的军事打击,不是因为仁慈,是因为封锁和制裁的成本比战争低,效果比战争持久。
伊朗在非战非和的状态里多拖一年,里亚尔就多跌一截,外资就多跑一批,3000亿清单上的项目就多一分从“招商”变成“招魂”的可能。
中国不需要对这份清单说“不”,论坛照开,项目照谈,铁路照跑,石油照买。
但签字笔不会轻易落到合同上,因为伊朗拿出的是一张需要兑现的远期支票,而中国手里攥着的是每天到账的现金流水。
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是海达里在浦东那间会议室里用150个项目就能填平的。
参考资料:
上海论坛:伊朗-中国经济联盟有望实现 3000 亿美元的经济规模 ——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