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5个月,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只剩8.7%。2020年,这个数字还是23.1%,五年间跌去将近三分之二。
同期,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首次突破70%,达到71%。如果只把这看作一场汽车市场的份额争夺,就低估了它的意义。
日系车份额下滑的背后,是一套更深层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几乎所有工业品成本最低的生产地,而这种能力已经强大到连最激进的关税都难以撼动。美国对全球发动贸易战约一年后,中国不仅挺了过来,国际地位反而更加稳固。
这一年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几乎等于打了一场经济战。这一年的收尾,是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其中许多关税违法。
自1991年起报道贸易的《纽约时报》记者观察到,关税确实在一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贸易,但改变幅度远小于特朗普政府的预期。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从美国的进口也减少了。
但衡量出口超出进口多少的整体贸易顺差仍在扩大,去年达到1.2万亿美元,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总量。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制成品的贸易顺差还要更大,而制造业恰恰能创造大量高技能、高薪岗位。
从钢铁、化工等基础材料,到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数十年来最激进的对华关税没能动摇中国的制造业地位,原因有四个。
第一,中国迅速扩大了对其他市场的销售,不只在亚洲,也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
第二,经由其他国家间接进入美国的商品增加了。比如,中国先出口吸尘器等产品的零部件,在第三国组装后再运往美国。
第三,人民币明显走弱,中国商品在海外变得更便宜,美欧商品在中国则变得更贵。
第四个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最重要:中国在先进制造领域领先多年。如今几乎任何东西在中国生产都比在别处便宜。
中国不只是生产服装、家具成本最低的地方,也成了生产汽车、电池等技术产品成本最低的地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产品出自全球机器人最多的先进工厂。
所以,中国并非完全不受关税影响,但抵御能力远超外界预期。开拓新市场的成效,在汽车上看得很清楚。
今年4月,比亚迪在现代起亚市占率超过90%、外国品牌很难打开局面的韩国市场卖出2023辆,超过丰田、本田、雷克萨斯三家日系品牌之和,位列进口车品牌第四。那么,中国工厂里的自动化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位记者几个月前参观过华东的一家汽车工厂。车身部件过去多用钢材,这家工厂改用铝材。
铝更轻,更适合电动汽车,但加工难度大得多,而这里的做法比几乎任何地方都先进。机器人运输车把铝锭送上自动升降机,一路运到一台体积堪比美国郊区大宅的机器顶部,再自动倒进熔炉。
铝锭熔化后,被精确浇铸成各种车身部件。之后,部件仍由工人开叉车运进大型仓库,再供应给装配线,这一环节将来也会实现自动化。
装配线由820台机器人组成,是所谓的“黑灯工厂”:没有人参与,机器人也不需要照明,关了灯照样把部件组装成车身骨架。其中一些做法在其他国家的车厂也能看到,但这里各环节的整合程度令人印象深刻。
工厂还用人工智能做质检:摄像头给完工车辆拍下大量照片,与装配质量优良的车辆数据库逐一比对,找出需要纠正的瑕疵;人工智能还参与追踪几乎每一道工序。在把人工智能用于制造业这件事上,中国走在所有国家前面。
相比之下,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些曾以制造业闻名的强国,如今工厂自动化程度都不及中国。按每万名制造业工人拥有的机器人数量计算,中国已超过这三个国家;中国每年新装的工业机器人,也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日系车在华份额下滑,背后是中国车在电动化和性价比上拿出了足够能打的产品,而这种性价比正建立在上述规模与成本体系之上。中国能超越这些老牌制造业强国,不只是经济原因,也与教育、文化和人口有关。
2010年代中期,中国已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它不满足于生产最多的东西,还想生产最好、最先进的产品。与此同时,由于几十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大幅下降,农村尤其明显,而农村正是中国流动劳动力的主要来源。
年轻劳动力供给见顶并迅速下降,人们开始担心未来是否有足够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工厂也普遍贴出招工告示。这迫使中国寻找办法,用少得多的工人完成同样的工作。
美国靠移民抵消了出生率下降,每年发放的绿卡超过100万张;中国几乎不接收移民,每年只发放几千张十年期居留证,连完整意义上的绿卡都算不上。按人均计算,中国的外国居民甚至比朝鲜还少。
没有移民,出生率又快速下滑,中国除非大规模推行自动化,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工人。问题还不只是工人变少,愿意上流水线的人也越来越少。
独生子女家庭往往倾尽全力供孩子读书。记者认识中国西北的一户人家:父亲是不识字的煤矿工人,在非法煤窑里挣着微薄收入;母亲同样不识字,在街角小店当收银员。
他们把一切都投到了女儿身上。记者从2006年起每两年探访一次,发现女孩七年级时学的代数已经超过许多美国学校的进度,而她读的只是小村里一所专收文盲家庭孩子的学校。
后来,她上了大学。如今,中国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是大学毕业生,他们最不愿做的,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装配。
儒家传统中也有体力劳动不如写作等工作的观念,许多家庭因此不愿让独生子女进工厂,孩子本人往往也抵触。于是,不断扩张的制造业与一支受过大学教育、对工厂工作心存戒备的劳动力之间出现了错配。
企业界和政府都很焦虑:未来的工厂工人从哪里来?他们的回答,是推出一项雄心勃勃的工厂自动化计划。
2015年,一向重视规划的中国出台了十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目标是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稀土磁体等先进材料在内的十大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其中最关键的或许是机器人。中国不仅想生产先进产品,还想生产制造这些产品所需的设备。
无论半导体、电动汽车还是太阳能电池板,相关设备都离不开大量自动化。中国力求把先进制造的整条供应链留在国内,不满足于从西方采购最新设备,而要自己制造。
为此,数千亿美元的政府投资基金流向各领域的科技初创企业,中国企业也在全球大举并购。当时的报道称,中国企业当年宣布的并购规模达到空前的2070亿美元。
关键一步出现在2017年初:美国和德国批准中国企业美的收购德国库卡。库卡在许多方面引领全球工业机器人制造,它的机器人遍布世界各地的车厂。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笔交易的分量。如今,大量库卡机器人在上海生产,不仅是造机器人的知识,连机器人所造汽车等产品的相关知识,也转移到了上海乃至中国其他地方。
这帮助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变得非常强大。中国制造自动化设备的能力和产量都已十分惊人,如今先进机器人不只出现在大车厂,甚至进入了小巷作坊。
去年,记者走访了广州一片满是临街小作坊的工业街区。其中一家作坊用钢板焊接烧烤炉,卖给发展中国家的食堂。
作坊只有十名工人,没有空调,向街面敞开,气温接近38摄氏度,几个工人拿着焊枪,四周堆满钢板。就是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老板说他快要买机器人了:几年前,买一台机器人实现部分自动化要花14万美元,现在只需四分之一。
工人示范一遍焊接炉体侧板的动作,中国供应商的系统就通过摄像头观察,并自动给机器人编程,让它做出一模一样的焊接。老板算了一笔账:即便中国工资远低于美国,用机器人替代几名工人如今也划算了。
机器人每天能干24小时,工人只干8小时,而且如今很难找到愿意在没有空调的高温作坊里干焊接这种热活的人。在中国,人们对自动化的敌意远低于其他国家,因为眼下工厂岗位多于工人,出口又推动产量不断攀升。
自动化往往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工人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而这些产品流向海外。因此,因中国自动化崛起而失业的工人往往不在中国,而在那些对最新自动化、质量控制和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国家。
德国目前每月流失近1万个工厂岗位,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中国出口迅速增长,抢走了德国工厂的生意。美国若不大力投资工厂自动化,将很难保持竞争力。
美国汽车业也已用自动化替代了部分工人,但它恰恰说明世界其他地区正变得多么依赖中国:美国车厂如今大量从中国购买自动化设备。
例如,一种长度超过三分之二个橄榄球场、用来把钢板冲压成车身部件的设备,原本装在中国工厂里,如今也被运往美国工厂,因为美国没有真正有竞争力的同类产品。瑞典、德国、日本、韩国也有优质设备,但很多最便宜的设备产自中国。
中国已在广泛的自动化技术领域取得领先,并且还在继续投资,决心保住这一优势。这也意味着,即便制造业回流,美国人想要的工厂岗位也会变样。
如今的工厂比十年前舒适得多,更比二三十年前舒适,人体工学更好,噪音更小,空气更干净,工厂工作因此颇具吸引力。
问题在于,美国以及欧洲、日本、韩国,还有巴西、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能否追赶到具备竞争力的程度,又能为本国人民提供什么样、多少工厂岗位。
在生产规模和市场都很大的情况下,自动化会逐步减少就业总量,但会催生新的岗位,比如设计制造产品的机器人、开发新产品,而不是一遍遍重复机械劳动。中国拥有这样的产业链;美国三四十年前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过,现在的问题是能否重建。
美国政府仍在推动对华“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新调查,据称可能为重新加征关税铺路。原因在于,面对源源不断的廉价中国商品,美国制造商几乎无从竞争,关税可以在美国制造业重新站稳之前提供一定庇护,但这项任务非常艰巨。
一年的高关税表明,单靠关税还没有带来美国制造业的全面复兴,但这不等于关税是坏主意。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只应是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其他措施包括:加强工人培训,帮助企业投资最新技术,与其他国家合作,防止它们沦为廉价中国商品的中转站。
鉴于中国与俄罗斯、伊朗、朝鲜等令美国担忧的政府关系密切,美国还应从切实的国家安全关切出发,更全面地审视振兴制造业需要哪些条件。
回头再看那个8.7%,它并不只是一个汽车品牌的退潮。过去,老牌工业国靠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占据高地,其他国家要追赶,就得向它们购买。
如今,中国不仅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上做到成本最低,还在生产制造这些产品所需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连美国车厂都要从中国采购冲压设备。
关税挡不住它,劳动力短缺没有拖垮它,反而逼出了全球最密集的机器人工厂。世界各国如今面对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与中国竞争,而是在这套被重新定义的成本与效率标准下,自己还能造什么,还能为本国人民提供怎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