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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文盲率差距对比:印度40%,美国从10%升至21%,中国是多少

一个国家有多少人能读会写,关系到它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后劲。据相关报道,印度文盲比例约占四成,美国从约10%升至21%,中国则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约80%降到了2.67%。三个大国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轨迹。

比识字率更值得关注的,是“读”这件事本身正在起变化。美国人的阅读量持续下降,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却不断攀升,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媒体Vox的撰稿人埃里克·莱维茨认为,这一巨大转变提出了一个问题:它正在怎样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又怎样影响文化与政治的运作。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一些分析人士把目光投向历史:读写能力和书籍阅读兴起以后,人类的意识与文化发生了哪些改变?读写普及之前,人们又是怎样思考和交流的?

这类分析大多源自哲学家沃尔特·翁1982年出版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书中归纳了口语社会交流的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依赖重复与套语。在只能口耳相传的世界里,信息必须被反复讲述才能留存,所以话要说得动听、便于复述。

言语中因此充满重复、固定套语、助记手段和修饰性称号。口传史诗《伊利亚特》中,荷马总称阿喀琉斯为“捷足的阿喀琉斯”,听众既容易记住这个人,也记住了他的标志性特点。

第二个特征是面对面,而且带有对抗性。口语交流总在当面或彼此听得见的范围内发生。

翁认为,众目睽睽之下,每句话同时也是在争取地位或社会认可,话语因此带上了较劲的色彩。第三个特征是不利于抽象思维:人们很难把观念从具体情境和个人经验中剥离出来,也就难以形成普遍规则、抽象范畴和逻辑规则。

这本书写成时,社交媒体还远未出现,但有人觉得书中描述的情形如今似曾相识。在社交平台上,人们格外看重让话语便于复述,因为只有能走红的内容才进得了大众视野。

越来越多的交流通过有声节目和网络节目进行,靠话语和面部表情传递信息。即便是文字交流,人们也在用表情符号补回语气、神态这些非语言成分。

综合这些现象,有人认为人类正在进入“数字口语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时刻,却重现了口语状态的某些特征。莱维茨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说人类或美国文化退回了穴居时代,而是说社会正在回到一种主要靠口头言语来交流、传递观念的状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玛丽安娜·沃尔夫曾把阅读称为“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心灵感应的东西”。莱维茨指出,她提供了一个关键区分:仅仅处理书面文字是一种“阅读”,深入研读长篇作品是另一种“阅读”。眼下正在衰落的,恰恰是后一种深度阅读。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深度阅读促成甚至天然激发了抽象思维。文字唤起的是脑海里的声音,而不是耳边的声音。

读者接触到的观念脱离了即时的社会情境,可以独自在头脑中掂量。人类由此得以提出E=mc²这样的物理定律,制定宪法,形成一神论宗教,在经济和政治上扩大合作规模,科学与自由民主等启蒙时代的成果也由此成为可能。

不过莱维茨也说明,这只是“口语—读写”论支持者的主张。

按照这一区分,识字率衡量的其实是第一层的“读”,也就是能不能认字写字。在这一层面上,印度面临的问题尤为突出。

印度人口众多,民族、语言和宗教构成复杂,官方语言多达20余种,经济增长也相当快,但文盲比例仍达四成。英国殖民统治的历史让不少人会说一些英语,但会听会说并不等于能读能写。

种姓制度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印度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低种姓群体中有人几乎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高种姓家庭的孩子却能进入好学校,接受优质教育。

许多底层民众每天为生计奔波,根本没有时间投入学习。与此同时,印度的IT行业却相当发达。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之间的落差,造就了这种反差鲜明的局面。

美国的情况同样出人意料。按照联合国的数据,1950年中国文盲比例约为80%,美国仅约10%,差距十分悬殊。

而据相关报道,到2018年美国的文盲比例已达21%。作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国,美国的这一数据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有分析把原因归结到美国的教育体系。美国教育以“快乐”为导向,注重激发兴趣,实行12年义务教育,但资源分配同样不均。

昂贵的私立学校提供精英化的严格教育,一些公立学校却因资金和师资流失,教学难以到位。英语单词的拼写与词义之间缺乏汉字那样的联想线索,加上多元族群和地区文化差异,读写难题因此迟迟得不到解决。

与印美两国相比,中国走出了一条逆转之路。过去读书是很多家庭难以承担的负担,文盲曾极为普遍。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努力,教育部202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文盲率已降至2.67%,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0.72%。扫盲过程中推广普通话,让方言差异很大的各地区、各民族有了共同的交流语言,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并对贫困山区儿童出台专门扶持政策,让更多孩子有学上、能读书。有观点认为,汉字字形之间有联想和共通之处,这也为学习提供了便利。

从约八成文盲到2.67%,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读书识字不仅帮助个人明事理、过好日子,也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

把视线转回美国。莱维茨介绍,数字口语化的批评者认为,它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兴起的推手。

他们指出,特朗普可以说是社交媒体时代最成功的传播者,他像荷马一样爱给人物安上固定称号,比如“撒谎的泰德”“骗子希拉里”“瞌睡乔·拜登”,沟通风格也极具对抗性和表演性,总在争夺支配地位。

这些理论家进一步认为,口语化会侵蚀人们对自由民主抽象原则的信守。莱维茨提出了几点复杂因素。

当今对自由民主最敌视的人,并不都是读书少的人:彼得·蒂尔、柯蒂斯·亚尔文、J.D.万斯,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们都读了大量书籍,也常常谈论书籍。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威权左翼人物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图书馆并不陌生。

因此他认为,阅读并不能防止威权、反自由的思想。他承认,担心TikTok和ChatGPT培养的思维习惯不如书面文字那样有利于自由民主,是合理的,但这种说法高度推测,有很多理由怀疑回归口语模式就是美国政治失灵的原因。

不过有一点没有疑问:趋势是单向的,人们读得越来越少,看得越来越多。

谈到人工智能全面渗透生活后是否只会带来更多口语化、更少读写,莱维茨提醒,人们对新技术总是心存焦虑。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对当时的新媒介“文字”深感忧虑。

他对假想中的文字发明者说:“你发现的不是记忆的良药,而是提醒的良药;你给学生的只是智慧的外表,而非其实质。”他担心人们不再背诵诗歌,会因此变笨。

莱维茨认为,如今担忧人工智能比古希腊人担忧文字更有理由,但这段历史值得记住。

人们不读书的时候在做什么?答案指向竖屏短内容。

Vox资深科技记者亚当·克拉克·埃斯蒂斯介绍,心理学家格洛丽亚·马克研究注意力已有二十多年。她发现,自2004年社交互联网兴起以来,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从约两分半钟缩短到47秒,恰好与TikTok上内容的平均时长相当。

另一项研究显示,TikTok用户平均每天在平台上花费108分钟,约为Instagram用户使用时长的两倍。

记忆也受到影响。德国一个研究团队发现,TikTok尤其损害“前瞻性记忆”,也就是记得接下来要做某件事的能力。

实验中,受试者在完成任务时被中途打断,分别去刷TikTok、刷推特、看YouTube,或者什么也不做。结果显示,刷TikTok的人回到原任务后遇到困难的可能性高出40%,就像写作时刷了十分钟手机,回来就接不上思路。

心理健康同样令人担忧。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使用增加与抑郁、焦虑存在关联,在年轻人中尤为明显。埃斯蒂斯认为,平台的最终目标是让用户尽可能长时间地停留,从而卖出广告、实现利润最大化,有些平台甚至在设法与用户的睡眠需求“争夺”时间。

他也给出了一些建议:适时休息,反思自己为什么要刷,多半是因为无聊或拖延;想一想一天结束时希望完成什么,108分钟的刷屏大概不在计划之内;还可以把手机屏幕设为灰度模式,降低它的吸引力。

他还提到书的一个好处:从第1页读到第436页,不会遇到一条广告。

从印度四成的文盲比例,到美国从10%升至21%,再到中国降至2.67%,识字率的差距背后,是历史、制度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同选择。美国的经验同时表明,能识字只是第一步,深度阅读正在被碎片化内容挤占,注意力和记忆也在付出代价。

如何守住基础读写,同时守住深度阅读的能力,是各国都需要认真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