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捏着爷爷的右手无名指，指甲刀咔嚓一声，一小片月牙形的指甲飞出来，落在白床单上。
那片指甲很薄，边缘带一点灰白，像一小片褪了色的月亮。我把它捡起来，扔进床头柜上的小铁盒里。那是爷爷以前装薄荷糖的盒子，现在攒了半盒指甲屑，我每周倒一次。这件事没人知道，就我自己。
隔壁床的老李头又在喊护工，说他的假牙找不到了。他的声音又尖又急，像一把生锈的锯子在拉铁皮。“小刘！小刘！我的牙呢？刚才还在杯子里泡着，怎么一转眼就没了？”护工小刘从走廊那头小跑过来，拖鞋啪嗒啪嗒响。
我没抬头，继续捏着爷爷的手指，换到中指。爷爷的中指关节比无名指更粗，指腹上有一块老茧，那是他年轻时握锄头握出来的。我摸着那块茧，像摸着一块被时间磨平的石头。
指甲刀有点钝了。这把是在养老院门口两元店买的，用了快一年。刀口咬合的时候不再清脆，而是发出一声闷闷的“咔”，像咬到一颗没炒开的豆子。我试过换一把，但新买的太利，第一次用就剪到了爷爷的肉，出了一点血。爷爷没喊疼，只是手指缩了一下。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用这把钝的。钝有钝的好处，它不会伤人。
爷爷的手很轻，像一把干透的树枝。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的青筋，关节突出来，摸上去硌手。我有时候会想，这双手以前是什么样子？爷爷年轻时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村里人都叫他“张铁手”。他能单手把拖拉机摇把抡圆了，能一口气扛两袋化肥走三里地。可现在，这双手连端一碗水都抖。
我剪得很慢。慢到隔壁老李头已经找到了假牙，慢到走廊里送餐车的声音从远到近又从近到远，慢到窗外的光从东边挪到了西边。
这是第156次。
我数过。
三年前刚来的时候，我在本子上画正字。那时候爷爷还能坐起来，自己端碗喝粥。粥要熬得稀烂，他咽得慢，一碗粥能喝四十分钟。我坐在床边，看他喝一口，歇一会儿，再喝一口。他喝完会把碗递给我，说一句“小张，粥好”。那三个字说得清清楚楚，不像现在，说话像含着一口水。后来他躺下的时间越来越长，正字也画满了三页纸。第一页是横平竖直的，第二页开始有点潦草，第三页就只是划拉了。
“小张。”爷爷突然开口，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
“嗯？”
“柜子……最底下那层。”
我放下指甲刀，拉开床头柜最下面的抽屉。抽屉的滑轨坏了，拉的时候要往上抬一下才能拽出来，发出“吱呀”一声。里面塞着两件旧汗衫，一件灰的，一件白的，领口都松了，叠得整整齐齐。一个铁皮盒子，是以前装饼干的，盖子上印着牡丹花，漆掉了大半。还有一张折了两折的存折，夹在汗衫和铁盒之间。
“密码是你生日。”爷爷说。
我愣住了。
“我生日？”
“嗯。六位数，年月日。”
存折是农村信用社的，封皮磨得发白，边角起了毛。我翻开，第一页是开户日期，2003年4月。最后一页打印着余额：3000.00。
三千块。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三千块，在这个城市里，不够交一个月养老院的费用。但我知道，爷爷每个月的养老金是128块，这三千块，他攒了整整两年。
这时候门被推开了。
爷爷的儿子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橘子。他大概四十多岁，穿一件深蓝色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先用手在鼻子前面扇了一下——走廊里那股消毒水和尿骚混在一起的味道，他大概不习惯。
“爸。”他叫了一声，把橘子放在窗台上。塑料袋窸窸窣窣响了一阵。
爷爷没应声。
他走过来，脚步很轻，但皮鞋跟敲在地砖上，还是发出“笃笃”的声音。他瞥见我手里的存折，眉头皱了一下。
“这什么？”
“爷爷说……”
“给我看看。”他伸手拿过去，翻了两页，嘴角往下一撇。那撇嘴的动作很快，但我看见了。
“就这点钱？”
他把存折往床上一扔。纸页散开，像一只被折断翅膀的鸟。存折落在爷爷的被子边，离他的手只有一寸远。爷爷的手动了动，但没有伸过去。
爷爷闭着眼，胸口微微起伏。我以为他睡着了。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重新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趴着的猫。爷爷看了那块水渍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忘了要说什么。
“小张。”
“爷爷。”
“你三年给我剪了156次指甲。”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串数字。但我听得出，他在数。他记得每一次。
“我儿子一次没来过。”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走廊里推车的轮子声。那辆推车每天下午三点准时经过，轮子缺了油，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今天它经过的时候，我觉得它走得特别慢。
他儿子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像咽了一口唾沫。我看见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又松开。
爷爷又闭上眼。
“橘子拿回去。我不吃。”
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他儿子站了一会儿，大概有半分钟。然后他弯腰把存折捡起来，放在床头柜上，压在那盒指甲屑下面。他走的时候没有关门，门就那么半开着，走廊里的灯照进来，在地上拉出一道长方形的光。
第二天凌晨三点，爷爷走了。
我值夜班，坐在护士站里抄体温单。走廊里的灯只开了一半，另一半黑着。我听见呼吸声不对——爷爷的呼吸一直很浅，像一片叶子在风里抖，但那天晚上，那片叶子突然不抖了。我跑过去的时候，他的手动了一下，像要抬起来。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小的弧线，然后落回被子上。
然后就不动了。
我站在床边，手里还攥着那把钝了的指甲刀。我忘了是什么时候攥在手里的，可能是听见呼吸不对的时候，顺手从口袋里摸出来的。指甲刀的金属柄被我攥得发烫。
我按了呼叫铃。值班医生来了，看了看瞳孔，看了看心电图，摇了摇头。
“三点十七分。”他看了一眼表，在死亡证明上写了一行字。
他儿子是早上七点来的。签完字，在走廊里抽了根烟。他抽得很慢，一口烟吸进去，要过很久才吐出来。烟灰积了很长一截，他没弹，就让它自己断在地上。
“后事你们院里管吧？”他问我。
“我们有合作的殡仪馆。”
“行。多少钱？”
“爷爷的账户里有钱。”
他愣了一下。
“那三千？”
“嗯。”
他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顶上的烟灰缸里。烟灰缸是铁皮的，里面全是别人摁灭的烟头，堆得像一座小坟。
“那够吗？”
“够。”
他点点头，走了。皮鞋跟敲在地砖上，笃笃笃，越来越远。
橘子留在窗台上，一共六个，塑料袋上印着“精品蜜橘”四个红字。六个橘子，他大概是在楼下水果摊随手拿的。我后来数了数，有一个已经烂了，烂的地方软塌塌的，渗出一小片水渍。
后来我收拾爷爷的遗物。
铁皮盒子里有一张照片，是他老伴的。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上面的人扎着两条辫子，笑得露出两颗门牙。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1976年春，公社门口。字迹很淡了，要凑近看才看得清。
还有一封信，没写完，只有两行字。
“小张是个好孩子。比亲生的强。”
信纸很薄，钢笔字洇开了一小片。那支钢笔就放在铁盒里，笔帽裂了，用透明胶缠着。我试了试，墨水早干了。
我把信折好，放进自己包里。
那本画正字的笔记本，我留着。
第一页写着日期，三年前的九月十二号。那天是我第一天上班，穿了新买的白球鞋，鞋底硬得硌脚。爷爷坐在床上，看见我就笑，说“这小伙子长得精神”。
最后一页停在156。
有人问我，做护工图什么。
钱少，活累，还被人看不起。
我说不上来。
但我知道一件事。
指甲剪了还会长。
有些东西，等不来就是等不来。